中国政府向马来西亚派遣的抗疫医疗专家组18日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专家组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广东省卫健委选派，8名成员来自医院感染管理科、呼吸科、重症医学科、精神科、感染科、数据分析、病毒学和中医学等领域。 （新华网 新华社记者朱炜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实时统计数据，目前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164111例，死亡病例为146198例。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9日）10点38分，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为734969例，累计死亡病例为38903例。 （央视网 编辑：陈平丽 责任编辑：刘亮）

近期，中国驻阿联酋迪拜总领事馆邀请在中国一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多位中国医生开展线上讲座，介绍新冠肺炎的知识以及中国抗击疫情的经验。先前这只是针对迪拜部分机构的小范围讲座，却吸引了来自阿联酋的不同政府部门参与，共同学习中国经验。 来自阿联酋迪拜卫生局、警察局、海关、港务局等政府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100多名阿联酋官员和专家参加了本次线上讲座。在讲座中，受邀演讲的中国医生们全面分享和介绍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耐心解答与会人员提出的问题。阿联酋沙迦投资促进署署长穆沙拉克在参加讲座后表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努力取得显著成效，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经验对于阿联酋防控疫情以及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旭航表示，中国和阿联酋共同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多个层面展开，接下来仍会进一步加强与阿联酋在医疗经验分享方面的合作。 （央视网 编辑：常悦 责任编辑：刘慧）

北京时间4月19日凌晨2点至10点 ，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公益组织“全球公民运动”共同举办“同一个世界团结在家”特别慈善音乐会，演出以在线直播的形式举行，全球多国巨星以各种形式参与。

一般病人使用呼吸机，每分钟消耗2-4升氧气，重症病人也不过6-8升。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每分钟消耗多少氧气？ 答案是：60升！ 一天运送839瓶 2月29日，支援武汉疫情报道的第31天。驱车20多公里，我和同事来到了武钢中冶气体事业部。 “疫情暴发后，各医院用氧量是日常用量峰值的10倍还多。2月18日，我们运了839个氧气瓶，这也是目前单日运送的记录。”武钢中冶气体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李高陆，讲述了两次外人鲜少知道的，“最凶险的危机。”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月23日到2月4日。 按以往春节的经验，他们备了300-500个氧气钢瓶，可疫情愈演愈烈，各大医院的耗氧量直线飙升。 他们赶紧在省内紧急采购了一批钢瓶，投入使用。结果？这批氧气瓶“石沉大海了。” “回瓶率太低。患者激增、护士忙不过来，用过的氧气瓶不能第一时间回收；消毒又增加一到两天周转时间。” 李高陆说，1月28日、29日连续两天回瓶太少，已经直接影响到次日向各大医院供应。 形势危急！他们马上向宝武武钢总部的专班领导汇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直接出面协调。2月1日下午4点多，山东钢瓶厂第一批800支钢瓶抵达武汉。 “2月4日，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第一个峰值。后来我们才知道，山东钢瓶厂连夜复工复产，真的很‘硬核’！如果没有这批钢瓶，后果不堪设想。”李高陆说。 屋漏偏逢连夜雨 战“疫”打响后，武钢中冶气体事业部经理时文玉和李高陆各带一队、分兵把守两条战线：李高陆负责氧气运送，时文玉负责医院供氧系统的新改和扩建。 第二次危机为什么会在2月16日出现？ 时文玉说，实际上，1月23日后，武汉各大医院原医用氧供应系统已经力不从心、接连告急。 “原来使用负荷只有设计能力的50%，而现在的使用负荷达到300%，直接造成ICU气站系统瘫痪、整体输氧压力偏低、供氧系统对液态氧气化能力严重不足。”时文玉说。 屋漏偏逢连夜雨。14、15日，武汉下雨下雪，气温骤降。 “结霜让管道脆化，极易引发管道爆裂。此外，冷变形也容易撕裂管道。低温让各大医院的供氧系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故障。”时文玉说。 关键时刻，他带着同事、设计方、施工方、设备厂家，齐进齐出、现场作业，并派专人在医院24小时值守。“争分夺秒，无论如何都不能‘断气’！”时文玉说。 目前，在急需改建、扩建供氧系统的87家医院中，武钢对接服务56家，其中，武钢中冶对接服务34家。 还有其它困难，比方说外省支援的司机来一趟武汉，回去就要隔离14天，慢慢的司机就不够用了；防护物资最紧张的时候，把防护服先给司机…… “就算是三更半夜，我们也想方设法第一时间把气瓶送到。”“没有防护服，我们的职工戴着口罩、手套，就冲进医院抢修”…… 两条战线，50个人。咬紧了牙、憋住了气，他们，“没掉链子！”

“面对疫情，我们和武汉都没有太多时间去准备。走正确的路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一辈子里，能亲眼见证和记录一段历史，是记者的责任。” 映着落日的余晖，我在首都机场候机厅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不久之后，我将与一位同事告别“空落落”的北京，直奔此刻的“风暴之眼”、疫情中心：江城武汉。从这一刻起，我们将每天记录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笼罩之下，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关于武汉与疫情的一切。 12:15首都机场：大多数人戴上了口罩 1月23日，农历腊月廿九。此刻，想必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除了除夕来临之前的喜悦和期待，一定也时刻牵挂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进展。 如料想中的一样，春运期间，首都机场T3航站楼人潮涌动。目力所及范围内，绝大多数的旅客都已经戴上了口罩，机场的武警战士、工作人员、售货员、餐饮服务员也都佩戴口罩执勤、工作。或许是未来及购买口罩，一些外国友人用围巾或者衣物将口鼻遮得严严实实。 当然，也有例外。在个别就餐区域，依然有一些人员近距离对坐进餐，身边未见口罩等防护装备。 19:10登机：“你们是最后一拨乘客” 19:10，我们登机了。 机组工作人员介绍，这架本应满员的春运飞机，目前的上座率不到两成。我们只能猜测，是因为大多数人做出了更慎重的选择，放弃了回家团圆的念头。当然，我们也愿意相信：这样的选择，是绝大多数人的善意与责任心。 “你们是最后一拨乘客。”国航武汉分公司的空姐吴小姐（化名）告诉记者，在武汉宣布“封城”以后，这将是这架航班近期的最后一次飞行，飞到武汉后将不再出港。 听到她说“封城”，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向所有媒体以及公众发出倡议：谨慎使用“封城”这样的字眼。理由有二：第一，这与实际情况不符；第二，这样的字眼既对“城内”的武汉人不友好，也会徒增“城外”人的恐慌。 吴小姐说，她的老家在吉林，今年不回去过年了。“我在武汉也会尽量减少外出，在家安静地做一名‘宅女’。”说完，她去工作，而我们也即将起飞，前往“暴风之眼”，武汉。 21:45落地：本地人从小路进来“拉活儿” 落地，开机。师友们的叮嘱以及关于武汉的各种消息一下子涌进来，手机震得像是抽了疯。来不及一一感谢和答复，我们要尽快前往驻地。 对比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热闹，天河机场可以用“荒凉”来形容。偌大的机场里，仅有与我们同机出港的几名乘客和机场的工作人员。我们上前询问一位工作人员近期的航班情况，“目前还没接到通知，不过明天应该没有进港航班了。”那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官方的离港交通工具仅有机场大巴，且只有民航小区与汉口火车站两个停站点。机场到达口集聚着十余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拉活儿”的，而有几人甚至未配戴口罩。 “不要等大巴了，车子进不来的，跟我走吧！”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走过来跟我们攀谈。我们困惑他们是如何进来的，而对方不无“骄傲”地说：“我们是本地的，知道小路。” 抵达宾馆后，前台工作人员给我们测量了体温。36.3℃，这表示今天的我们还是健康的。我们询问宾馆的入住率，“不高，没几个人住。”宾馆的工作人员回答，“每天有早餐供应，门口的饭馆已经都关门了。” 我与同事心有灵犀地看了对方一眼，似乎明白了对方的担心：我们希望大家重视甚至适当紧张起来，但又不希望产生任何恐慌，但我们也深知，紧张和恐慌之间的界限本就模糊。 临别前，我俩约好：在武汉期间，尤其是外出工作，口罩要时刻戴着，全程都不能看到对方的全脸。随后，我们入住到不同的房间。 1月的武汉，用一场小雨迎接了两位来自北京的“不速之客”。从落地那一刻起，我们的人，与武汉同在。从落地那一刻起，我们的心——与全国人民的心一样——与武汉心脉相通、同频共振。 (责编：王政淇、岳弘彬)

2月21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协和东西湖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袁海涛穿上防护服，回到了曾战斗过的地方。 “我是医生，也是治愈患者，或许能为优化治疗方案提供帮助。回归，是对战友最大的鼓舞。”袁海涛说。 “必须冒这个险” 1月14日，袁海涛所在的院内救治专家组收治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患者病情危急，必须插管治疗。 有着近20年从医经历的袁海涛当然知道，接触插管病人对医护人员意味着什么，但他“必须冒这个险”。 转运距离只有600多米，但患者躁动甚至试图拔管，防护服里的汗水、雾水夹杂着雨水，流到了袁海涛的眼里、嘴里。 转到ICU，给患者做完两次肺复张已是凌晨1点。担心患者病情有变，袁海涛当晚睡在了办公室里。 “这次最艰难的转运，大概是我感染的原因。”袁海涛回忆，第二天体温就升至39℃，1月17日住院治疗，10多天后肺部阴影加重。1月28日，医院下达重症知情书，当晚袁海涛被转至武汉市肺科医院ICU病房。 “好在，有他们在；所以，我要回来。”袁海涛告诉我，再上阵，是对救治他的医护人员最真挚的致敬，也是对战友最大的鼓舞。 “在岗位上更安心” 还住在ICU的时候，只要呼吸不困难，袁海涛就远程指导同事的救治工作。 “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放心不下。”袁海涛特意要来之前转运的那位病人的检查结果，并结合自己的经历优化治疗方案。 2月7日，袁海涛治愈出院，转回协和东西湖医院进行愈后14天观察。隔离期满当天，没有回家休息，走出隔离病房，袁海涛换上防护服，就走进了重症医学科。他说，“在岗位上更安心。” 最让他欣慰的，是之前转运、救治的那名重症患者已经脱离呼吸机，日益康复。2月25日是患者的生日，家属做了蛋糕，袁海涛帮助他们视频连线庆祝生日。 “他不知道我是谁，甚至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好了，他也快好。”看着患者和家属“云庆生”，袁海涛说，疫情结束，他想“狠狠地拥抱家人。” 医者仁心，凡人亦英雄。

中国援菲律宾抗疫医疗专家组19日结束在菲为期两周工作，乘机回国。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卫生部长杜凯和中国驻菲大使黄溪连等前往马尼拉机场为专家组送行。 新华社发（乌马利摄）

“我不想打针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病床上的王奶奶一边说，一边作势拔针下床，惊得关汭昕赶紧上前安抚。 “要好好吃饭，好好打针，病好了才能让你回家哦。”关汭昕耐心地安慰着。大半个小时过去，情绪逐渐平静的王奶奶慢慢睡去…… “一点也不比照护‘小淘气包’轻松。”回想起第一次临时照护王奶奶，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ICU科护士关汭昕如是说。 84岁的王奶奶是一名高龄新冠肺炎患者，目前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接受治疗。老伴儿走得早，加上儿女工作忙，入院前王奶奶一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刚入院时，王奶奶不爱说话也不爱吃饭，大多数时候就是望着天花板发呆。关汭昕是小朋友眼中的温柔姐姐、“女超人”，可当她面对王奶奶时，曾经的“女超人”也犯了难。 不仅是出于对病人的关爱，东北姑娘骨子里也有种不服输的劲儿：你越拧巴，我就越要把你照护好！打那以后，只要有空，她就会去找王奶奶唠嗑，还给王奶奶“开小灶”。 “王奶奶爱吃瑞士卷。”关汭昕说，每次去看王奶奶，都会带上牛奶和瑞士卷，还跟王奶奶约好：好好吃饭，不然吃完就不给带了！ 关汭昕还学起了武汉方言。有一天，她用蹩脚的方言跟王奶奶说“婆婆，您蛮棒，加油”，王奶奶被逗得开心了大半天。 时间一久，俩人关系也越来越好。后来听说关汭昕要被安排到别的病房，王奶奶很是不舍。“王奶奶跟我说，自己脾气不好，给我添了不少麻烦，让我千万不要生她的气。”关汭昕说，那天，王奶奶跟她说了好多话。 虽然换了病房，但每次上、下班关汭昕雷打不动地要去看一眼她的“大宝宝”。即便自己不当班，她也会请其他同事去陪王奶奶聊一会儿。 “护理小朋友累还是护理‘老朋友’累？”我问她。 “‘老朋友’。”没有任何迟疑，关汭昕就给出了答案。 病理不同、心理不同、照护措施不同、沟通方法不同……说到自己的专业，关汭昕连珠炮似的说了好一阵儿。 不过坦白讲，有些我能听懂，有些我听不懂，后面我都有点走神。可当她说相同点的时候，我却听清楚了： “相同点也有很多啦，但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更多爱呀！”

发生时间：2020.1.25日-2020. 发生地点：武汉雷神山医院 发生原因：1月25日，中建三局一公司接到承建雷神山医院的命令工期紧，资源少，难度大，如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随着疫情进入爆发期雷神山医院最初设计从4.2到5.22到7.42再到7.99万平米，总平面布局补充更新31次，原计划分两期交付的医院改为一次性交付，这样规模及高标准的三甲传染病医院一般需要近两年的时间建设，但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10天必须交付。 包含人员：中建三局一公司及所有参与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勇士 主要内容：见证10个昼与夜，3200台工程设备，15000个人，一座雷神山医院的拔地而起！在这里，在医护人员进驻前，曾有一群人，为了救命，在拼命，他们就是所有参与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勇士们。

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19日消息，俄罗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突破6000例，累计确诊病例已超4万例。俄专家评估说，俄新冠疫情曲线可能在6月上旬趋于平缓。 新华社/卫星社

“2月27日，西厂口社区防疫值守点。”说着，熊振迪递给我一张照片。这是战“疫”以来，他和爸爸第一次“同框”。 照片中，熊振迪戴着护目镜、身穿防护服；熊志军戴着警帽，身着警服。父子二人肩并着肩，对镜头比了个大拇指。 “他就像一台工作机器” 不见人流、车流却忙得连轴转，这对武昌区交通大队副大队长熊志军来说，还是参警26年来头一遭。 从春运保障到疫情防控，他已经连续奋战了50多天。儿子熊振迪说，“他就像一台工作机器，24小时待机。” “同框”那天，熊志军接警：九龙井小区唯一出口处停了几辆私家车，严重影响社区团购保障物资发放。 调派拖车把无法联系到车主的车辆移开后，熊志军又指导社区用锥形桶隔离出了30平方米区域，专供应急保障物资放置和发放。这样的改造，交通大队已完成了6处。 疫情期间，熊志军和队员还管了不少“闲事”。 有一对外地小夫妻，带着不足三个月大的孩子来汉求医，后因疫情滞留在汉，吃、住等经济问题难倒了小两口。 熊志军知道后，反复和社区工作人员沟通，帮一家三口安置好住宿，并送去粮油米面等生活必需品。得知孩子的奶粉消耗殆尽，他又联系母婴专卖，解决了小家伙的口粮问题。小两口直言，熊警官、街道和社区，让他们感受到了武汉这座城的温度。 “对老百姓来说，任何困难都是天大的事，马虎不得。整个大队全天候待机，只要群众有需求，我们责无旁贷。”熊志军说。 说起当志愿者的儿子，熊志军“不可能不担心”，可见儿子有这份担当，他又多了几分欣慰。“想当这份差，这些锻炼就是必须的”。熊志军说。 “感觉在和他并肩作战” 老话讲，虎父无犬子，上阵父子兵。 战“疫”打响后，从小就以爸爸为榜样的熊振迪，自愿报名成为了社区值守点的志愿者。 “没想到他来我值守的社区了。”熊振迪说，爸爸处理完工作，他才凑过去，爷儿俩聊了一会儿。儿子说的，多是守卡见闻；父亲说的，多是叮咛嘱咐。 “虽然看见了父亲的辛苦，但我还是想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从小就耳濡目染的熊振迪，现已如愿考入湖北警官学院，成为一名预备警官。 无法跟着爸爸一起出警、执勤，他就去当志愿者，参与西厂口社区执勤点人员出入管理，“感觉在和他并肩作战。” 尽管一再强调禁止出门、减少出门，但仍然有居民想出去。跟在社区门口站一天相比，口渴才是最难忍受的，可为了减少上厕所造成的防护服消耗，熊振迪口渴也忍着。 一天下来，他累得倒床就能睡着，可第二天一早，他又斗志昂扬地出现在社区门口。 “体会到了爸爸的不容易。”熊振迪说，他会一直干下去，直到战“疫”胜利，“不能让老熊把我看扁了！”

2月29日凌晨02:01，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一声啼哭，疫情下的武汉，又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隔离手术室中，医生正在为产妇手术。受访者供图 “都不收我” 小家伙的母亲叫刘丽（化名），34岁。刘丽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遭了无数的罪，去年通过试管婴儿成功怀孕。为了保胎和方便产检，刘丽请了长假，还在医院附近租了房。 刘丽产前就患有高血压，后又被查出子痫前兆症状。主治医生说，发病15分钟内得不到及时救治，孩子和产妇都可能面临危险。 祸不单行。刚做完婴儿大小排畸，疫情来了。同济医院附近成了疫情“重灾区”，除了家中断粮以及母亲感冒外出买药，刘丽和母亲一步也不敢下楼。 2月28日，怀孕37周又2天。刘丽突感腹部不适，去医院一查，婴儿正常，但肺部发生明显病变，当即被列为高度疑似患者。 因属非定点医院，医院告诉刘丽，要更换生产医院。刘丽联系了好几家附近的私立医院，医院都不愿意接收她这种“麻烦”的产妇。 “都不收我，绝望，真的绝望。我和妈妈在路边急得大哭，最后是120把我接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刘丽说，医院知道她是高度疑似病例，但还是接收了她。次日凌晨，她顺利生下女儿。 宝宝仍在新生儿ICU隔离观察，身体状态比较稳定。“最危险的时候，是省妇幼的医生救了我和孩子，他们真的是人间天使。”刘丽说。 100%和0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区副主任操冬梅清楚地记得：刘丽被120接到医院时，宫口已经开了0.5公分。 操冬梅医生在隔离病区。受访者供图 “小病不看，慢病可缓，生孩子没法拖。”操冬梅说，她知道刘丽是高度疑似患者，但情况危急，再犹豫就可能一尸两命，“绝不允许这种事在我眼底下发生。” 疫情发生后，医院要求所有疑似病人必须副高以上主任医师亲自做手术。就在刘丽生产前，操冬梅刚为一位确诊孕妈接生。 对医生来说，因产妇顺产而感染的风险极大，但为了让产妇少挨一刀，操冬梅还是为其接生。产妇顺利生产后，操冬梅光清洁和消毒，就花了2个多小时。 她告诉我，疫情发生以来，在省妇幼生产的产妇中，新冠肺炎疑似患者有70名，确诊患者7名。1月20日到3月5日，共有3200多个“小天使”诞生，最多的一天，有108个。 “胎儿存活率百分百，医护人员零感染。”言语间，操冬梅难掩骄傲。分别前，我路过新生儿ICU病房，刘丽的女儿睡得正甜。 我想，许多年以后，当这些“小天使”长大、懂事，他们的父母一定会告诉他们，他们出生时，这里的人们曾经历过什么；他们的到来，曾给疫情阴霾下的城市，带来过怎样的喜悦和希冀。他们一定会懂得：人间值得。

87个隔离点，累计采样21130例。这是武昌区疾控中心隔离点核酸检测小分队成立至今的战绩。 咽拭子取样是排查新冠肺炎的第一道关口，小分队成员也自称“排雷工兵”。队伍中，三分之二是女生。今天的日记，想跟大家分享这群“排雷”姑娘的故事。 武昌疾控中心隔离点核酸检测小分队的“排雷”姑娘（部分）。人民网湖北频道张婵 摄 控制泪水，任其蒸干 见到王园园时，她还穿着加绒打底裤。“没想到会待这么久，只带了冬天的衣服。”她说。 1994年出生的王园园是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检验技师，2月3日，她在网上看到了武汉招募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的消息。 她想做点什么，可飙升的确诊数字和网上的谣言，又让她“有点恐慌。” 王园园在养老院为老人做咽拭子采样。受访者供图 “国家有难，不能当逃兵！”犹豫之际，爸爸的一句话让王园园毅然提交了报名表。2月8日，她成为采样小分队的一员。 “您不用怕，很快的。拉下口罩，张嘴，啊……”如今，王园园已对采样驾轻就熟，但第一天上岗就被骂哭的经历，至今难忘。 那天，连续采样4小时后，王园园刚坐下“想歇口气”，后面排队的一位患者就不乐意了，不仅大声斥责她偷懒，还声称要曝光她。 “特别委屈，一下没忍住，就哭了。”三级防护，王园园无法摘下护目镜，只能控制泪水，任其蒸干。那天，她连续工作超8小时，独立完成103份采样，此间没吃饭，也没上厕所。 “后来碰到情绪激动的患者，我就对他们笑。我一笑，他们就不好意思发脾气了。”眼前的这个“90后”姑娘，为自己摸索到的窍门而得意。 再后来，看到患者吵架、骂人，她居然觉得“挺开心”。看我疑惑，她又讲了另一段经历。 前几天，她为一位老人采样。刚采完样没多久，老人突然发病倒在她们面前，现场抢救了半天，没来得及送到医院，老人就去世了。 眼睁睁看着生命消逝，王园园至今无法释怀。“还有力气凶我们的，说明状态还没有那么糟。”她说，只希望家人平安健康，“疫情结束，回宁夏要好好陪陪奶奶。” 见她有些哽咽，我赶紧换了话题，问她明天妇女节想收什么礼物。“馋火锅，好久了！还想跟偶像连个麦。哈哈哈！”王园园笑了。 “想回家抱抱儿子” “2月8日，疾控成立采样小分队。我和吴蓓还有其他3人做完核酸检测标本采样培训，就上岗了……”曾纯的日记里，记录着她和同伴工作的点点滴滴。 这位武汉水果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社区护士，曾在武昌紫荆医院的隔离病房护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后被抽调到采样小分队。“隔离病房都待过，还有什么好怕的？”曾纯有着武汉姑娘身上那股爽利劲儿。 曾纯为疑似患者采样。受访者供图 队伍中，曾纯略年长一些，又像大姐姐一样，关爱着天南海北凑在一起的姐妹们。 王园园第一次出任务，就是曾纯带她去的。“全程指导、提醒，还亲自给我穿防护服。她每天说的最多的，就是让我们保护好自己。”王园园说。 隔离点相对分散，“工兵”们每天奔波于酒店、养老院、监狱，任务重时，一天要跑五个隔离点。被辱骂，被撕扯防护服，被病人拿着菜刀威胁，甚至被病人吐痰，这些曾纯都没放在心上。只有一次，她差点“泪奔”。 一个年轻的家庭，一家三口都在隔离点，儿子2岁，长得很可爱。“给小朋友采样的时候，他特别乖，不哭不闹，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那一刻，我特想冲回家抱抱我的儿子。”曾纯说。 她已经40多天没回家了，爱人下沉社区后，快12岁的儿子没人照顾，就被送到了小姨家。“前天视频，他开始变声了。没能陪他经历这个成长过程，特别愧疚。”曾纯擦了擦眼泪，说，“下个月是他12岁生日，希望能回家陪他好好过个生日！” 明天是三八妇女节，采访结束前，我为在场的“排雷”姑娘们合影。她们是“丽人”，也是离人。唯愿疫情退去，万户千家团圆。

一位女子气势汹汹，拒绝佩戴电子手环。 拍桌子打板凳，她不停在入境的地方大吵大闹。 直到夜里十一点，下午两点半就入境香港的女子，抗拒了8个半小时之后，才答应佩戴监控她居家隔离的电子手环。 站在女子对面的李康妮，看到她暴跳如雷唾沫横飞的样子，脑子里想的是：一会要好好把这里消消毒，因为飞沫会传播新冠肺炎。 李康妮像说笑话一样在描述这位女士时，罗伊玲站在一边频频点头，她的奇遇是在隔离中心遇到的一位正在隔离的意大利人，喝自己带的酒到大醉，然后再向义工要酒。 3月18日，特区政府以果断和严厉的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强制对从海外国家和地区抵港的人士进行检疫。 为应对突然增加的检疫工作量、支援特区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香港警务处设立了200多人的警察抗疫专队，由80名现役警察和130名退休警察组成。 李康妮和罗伊玲就是专队中的成员，两人腰背挺拔，这出于她们多年的职业习惯和训练。 ——她们是，或曾经是警察。罗伊玲仍然在任，李康妮已经退休。 “2月26日，晴，今天是我第一天上抗疫班，之前有同事千叮万嘱带多一套衣服，下班的时候更换，鞋子要穿防水鞋，最后泡过漂白水才能离开，我觉得有点夸张，自己考虑了一下，这个不能省……” 从来没有写日记习惯的罗伊玲，感觉防疫的义工工作是个大事，写下了防护心得。 罗伊玲和其他后勤警员一起为集中隔离人士送餐、送物资，带他们去看医生，充当他们的“服务员”。 因为有传染风险，每次值班，罗伊玲需要戴上口罩和手套，穿上防护衣，从头包到脚。 第一次被教怎么穿防护衣，全套装备上身，来自香港警察学院的总督察罗伊玲在心里惊呼：啊，居然要这样？ 结束工作，脱防护衣需要洗7次手，因为感染风险最高的时刻就是脱防护服的时候。为了保护好家人，罗伊玲会在完成检疫中心工作后，返回警署洗澡更衣，再回家。 当一天义工，需要耗时14个钟头。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罗伊玲每周会抽一到两天时间去抗疫专队。 退休警察义工负责在深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香港国际机场协助入境人士佩戴电子手环，以便特区政府追踪定位居家隔离人士。 李康妮需要帮无法用自己的手机分享定位的入境人士，戴上一条类似在医院佩戴的白色手带，在脚踝系上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定位器，再连接好一部智能手机，这才算成功佩戴上电子手环。 这样的操作顺利的需要10分钟，遇上难缠或是不愿佩戴电子手环的人，李康妮需要不厌其烦地解释。 很多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有手机的也只会接打电话，所以要耐心教他们如何佩戴和使用智能手环。电子手环是防水的，虽然戴着不习惯，但还是得提醒他们“必须24小时全天佩戴，睡觉和洗澡都不能摘。” 按照规定，居家隔离者下楼买菜或是出门扔垃圾都不可以，“待在家里才能让你的街坊邻居安心啦”。 一个月来说了太多的话，让原本气管敏感的李康妮嗓音更加沙哑，得靠润喉片和多喝水来缓解不适。 这个活是她们自己自愿做的，没有人付她们费用。 要求却不少。警察抗疫专队对义工提出“四不”和“一心”：不怕早、不怕晚、不怕远、不怕接触。一心，就是服务香港市民的心。 香港警察义工队向来十分踊跃，已有超过30支队伍，经常参与义工活动的人员有数千名，近年来，平均每年为社会服务逾十万小时。“非典”期间，封锁被感染的淘大花园时，警方就要在防疫人员到达现场前封锁出入口。如果发现受感染人士不配合隔离，警方和卫生署人士会一起押解相关人员去医院。 ——在处理防疫工作时，香港警察必须站在最前方。 在罗伊玲和李康妮这样的警察义工参与工作时，她们的同行香港警察已派人驻守口岸，协助执行检疫令。此外，警方还承担起突击检查在家受检疫人士的工作，如有人违反检疫令或拒绝听从指示，威胁社区健康，警方也会不客气地介入执法。 罗伊玲在3月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位接受强制检疫者。 一位高大的叔叔与罗伊玲聊天，夸她们服务很到位。 他说：“我60岁身强力健，你们民安队还收不收人？”那一瞬间，罗伊玲反应不过来，回答说“我是警察……” 他愣了一下，问道：“警察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 身着防护服的罗伊玲说：“有需要就做啦。” 大叔挤出一句“辛苦”，匆匆结束谈话。 罗伊玲耿耿于怀的是，本来聊得好好的大叔，为什么听到她是警察，一转身就离开 其实罗伊玲明白大叔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持续半年以上的修例风波中，香港警察承担起止暴制乱的重任，因此遭受诬蔑、诽谤、起底和暴力攻击。虽然很多香港市民是撑警的，但仍有不少人对警察心怀芥蒂。 但她也相信，有朝一日，更多人能够理解香港警察的心。至少大叔看到了近在咫尺的香港警察是什么样的。 　　写下大叔的事，罗伊玲在日记中写下一句电影对白：“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她对自己说：加油！

“谢谢你，中国！”这句话近日频繁出现在俄罗斯社交网络上。自4月11日抵达莫斯科以来，10名中国赴俄罗斯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始终在抗疫一线奔忙。患者收治标准、病毒检测方法、标本采集方式等话题，都是中国专家组与俄方医学界同仁交流和分享的热点。中方医疗专家组积极协助俄方抗疫的举动赢得俄罗斯民众高度评价。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给全世界民众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威胁和损失。中国在国内抗疫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又用提供物资和分享经验等方式支持全球抗疫。在共同挑战面前，中国的暖心行动展现出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大国担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 　　近日，中国援委抗疫医疗专家组圆满完成援助委内瑞拉任务启程回国。在加拉加斯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委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携外交部长等多名内阁成员为专家组送行，并向专家组全体成员授予“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二级勋章。罗德里格斯说，中国专家组是第一个不远万里来到美洲大陆援助抗疫斗争的医疗团队，这枚勋章代表了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最真挚的感谢和情谊。 　　中国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真心实意帮助朋友渡过难关。3月下旬，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孙硕鹏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急眼了”，因为他发现在疫情严重的米兰，仍有很多人热衷聚会、不戴口罩。这种出于真切关怀的批评，在病毒威胁的阴影下却格外打动人心。孙硕鹏发言时，伦巴第大区主席在一旁不停点头，并说“我同意”。随后，意大利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措施，也表明他们对中国专家建议的重视。 　　4月11日，中国专家组完成对老挝援助任务。启程回国前，中国专家们再次来到病房看望患者，患者们纷纷竖起大拇指或打出“OK”的手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顺通说，中国专家组协同老方宣传中国抗疫经验和各项防控举措，“这是诠释老中守望相助、共同抗疫的生动实践”。 　　“多谢了！多谢中国的亲人们！我们要为你们送上一首歌。”3月26日，农历三月三，是壮族群众的歌圩日，又称“刘三姐歌仙节”。当天，7名来自广西的中国援助柬埔寨医疗队医生，在异国他乡听到了电影《刘三姐》中的经典旋律。这是柬埔寨的一群年轻人，向在危难时刻不顾自身安危、毅然来帮助他们的中国“医生天使们”献上的礼物。他们抱着熊猫玩偶，用优美的旋律，配上柬语歌词，用心、用情地唱出了他们的感谢。 　　在一批批抗疫物资、一个个医疗专家组奔赴世界各地的过程中，不少“名场面”走红网络：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迎接中国专家组时，不仅同每一位专家组成员行“肘礼”，还深情亲吻五星红旗；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会见中国援委抗疫医疗专家组时，以一个中式抱拳，向中国专家致以崇高敬意；C130运输机抵达巴格达时，伊拉克空军以航空界最高礼遇“水门礼”，迎接来自中国的援助…… 　　疫情面前，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为国际抗疫合作贡献力量。 （央视网 编辑：王汝希 责任编辑：王敬东 来源：中国军网 | 原标题：中国的暖心行动展现出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大国担当）

不久前，埃及总统塞西在视察一处工程项目时责备未给现场多名工人分发口罩的视频片段，在社交网络广为流传。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似乎成了埃及民众眼下“不成问题的问题”：口罩要戴，但足够多且符合标准的口罩又在哪里？ 　　“利润不是我们主要考虑的” 　　4月7日，中国与埃及首个口罩生产合作项目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一个工业区内正式投产。该项目将缓解埃及市场口罩紧缺的现状，受到当地媒体和民众的关注。 　　“利润在这个合作项目里不是我们主要考虑的，遏制新冠疫情才是。”项目中方负责人、宁波嘉尚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晓君和埃方负责人、埃及Euromed医疗器械公司执行经理奥马尔·阿卜杜用不同语言向记者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走进以白色为主色调的无菌车间，映入眼帘的是满负荷运转的生产线、穿着统一制服忙碌的工人以及一箱箱蓝白色相间的成品口罩。 　　合作项目分工明确：胡晓君的公司负责提供资金、生产设备以及口罩的辅料即鼻梁条与挂耳带，奥马尔的公司负责采购部分原材料并提供生产车间和工人。 胡晓君告诉记者，预计投入的生产线是10条，目前已经安装5条，项目全部投产后口罩日均产能可超100万只，目前埃及日均产能只有60万只。 　　“口罩的质量没有商量余地” 　　“口罩的质量没有商量余地，只有生产符合标准的口罩，才能兑现对埃及老百姓和自己的承诺。” 　　胡晓君现场拆解了一只成品口罩给记者看，并详细介绍产品的材料构成和执行标准。 据介绍，该项目生产的口罩为三层医用外科手术口罩：第一层是防血液渗透无纺布，第二层是复合熔喷布，第三层是无纺布。口罩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并已获得德国检测机构的认证。 　　曾在德国留学的奥马尔在一旁向我们确认了胡晓君介绍的信息，补充说只有高质量的产品才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 虽困难重重但仍加倍努力 　　埃及卫生部19日晚说，埃及境内累计新冠确诊病例3144例，累计死亡239例。为了控制疫情蔓延，埃及已采取宵禁、暂停国际航班等措施，这导致设备运输和中方技术人员赴埃进场调试等都遇到不少阻碍。事实上，项目的投产已经比胡晓君和奥马尔的预计要晚。 　　“我们只能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请中方技术人员指导调试生产线。”Euromed公司工程部主任巴塞姆·哈拉法拉告诉记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安装、调试设备并对工人进行培训，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次大挑战。 已在公司工作三年的埃及工人艾哈迈德·加马尔也认为，这次的工作是一种挑战，“然而每次想到自己生产的产品可以帮助更多人，就会加倍努力”。 　　尽管困难重重，胡晓君和奥马尔还是坚持向满产的目标努力着，以满足埃及甚至更多国家的需求。在他们看来，埃及地理位置特殊，如果能为这里的疫情防控做贡献，也就意味着为非洲大陆乃至全球疫情防控做贡献。 “希望疫情结束后，我们与中国合作的产品可以继续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奥马尔说。 　　“埃及出口产品在非盟、阿盟以及欧盟都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同埃及合作有不少商业优势。”打拼多年的民企老板胡晓君说。 “希望疫情结束后，我们与中国合作的产品可以继续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奥马尔说。 　　“埃及出口产品在非盟、阿盟以及欧盟都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同埃及合作有不少商业优势。”打拼多年的民企老板胡晓君说。 （央视网 编辑：王汝希 责任编辑：王敬东 来源：新华网客户端 | 原标题：口罩荒？别慌！中国兄弟来了）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负责人、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专员博雷利20日说，意大利现有患者108237人，比前一天减少20人。这是疫情暴发以来患者人数首次下降，显示疫情继续好转。

发生时间：2020.3.20 发生地点：武汉 发生原因：雷神山医院设计团队在武汉前线为大家揭秘雷神山医院规划、排水、供电、负压隔离病房等环节的解决方案，探讨装配式体系在应急建设中的应用策略。 包含人员：谢琥、袁理明、洪瑛、曾诚、张银安 主要内容：《雷神山医院建筑设计中的“免疫系统”》、《快速建造条件下的装配式体系应用策略》、 《雷神山医院给排水安全策略》、《雷神山医院供电解决方案》、《雷神山医院负压病区环境控制》

3月7日下午，完成厕所清扫和粪便清运工作，罗善善脱下防护服，狠狠地喘了两口气。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即将休舱，这是罗善善和队友的最后一班岗。离开前，他又看了一眼这个奋战了一个多月的地方：“关门大吉，再也不见。” “我们也要争分夺秒” 罗善善是武汉市东西湖区城管执法局重装队的环卫司机，省级劳模。 2月5日凌晨，重装队收到命令，协助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安置移动公厕。“越是紧急任务，越要一马当先！”早上9点，罗善善就和队友出现在了现场。 他们抵达时，已有50个移动公厕托运过来。这儿有2000张床位，安置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要充分考虑床位分布，寻找最方便的路径，还要考虑后期厕所的环卫清理。反复调试了很多次，才算摸着点儿窍门。”罗善善说。 头批50个还没安置完，剩余的100个又陆续送到。他们卸一批、摆一批，午饭、晚饭轮流吃，都没顾上休息。等到150个移动公厕全部安置到位，已是次日凌晨3点。 直到收工，罗善善才意识到，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了18个小时。“医生与死神赛跑，我们也要争分夺秒！”他说。 每天抽10余吨粪水 方舱医院没有下水管网，粪便只能靠人工抽取、清运。 东西湖区城管执法局第一次发动人员对公厕进行日常清理，罗善善、张文斌等人就主动请愿，一支10名环卫工人组成的公厕专班火速成立，当晚即入舱作业。 吸粪车、清扫车、洒水车，是他们日常作业的“标配”。一人用吸粪车将粪便抽出来，一人用清扫车对厕所及周边喷淋冲洗，一人把洒水车里的水注入水桶。最后，大伙儿还要逐个更换纸篓，并对厕所全面消毒。 移动厕所空间狭窄，实在承受不住的队友会走到远处空地上稍作休息，缓口气再来。 “那个味道没法形容，直往鼻子里灌，两层口罩也挡不住。”黄微是“90后”，也是队伍里最小的，之前做文职工作相对较多，清理厕所还是头一次。 那为啥非要来遭这份儿罪？“以前都是老大哥们照顾我，这次，我要跟他们一起分担！”黄微说。 那就让我们来吧 “医院请了专业的医护人员指导我们穿脱防护服。”说着，张文斌向我展示自己的防护装备。 两层口罩，一层N95的，一层普通医用一次性的；三层手套，两层医用的，一层卫生专用的橡胶手套；还要戴头罩、护目镜，穿两双鞋套，“从头到脚，严严实实。” “每次穿、脱都要半个小时。”对于防护服，张文斌又爱又恨，爱的自然是提供保护，恨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移动十分不便。 “不说走，就连转个身都要格外小心，一旦防护服湿透或者磨破，就会有感染风险。”条件恶劣又高度紧张的工作，他也是第一次经历。 工作具有较大的感染风险，这个10人专班被临时安置在一处已停运的垃圾转运站内。 每天清晨，大家一起起床、洗漱、吃饭，再一起乘车前往方舱医院。每天下午，大家一起回宿舍，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仔细清洁、消毒。 睡在垃圾站，劳作厕所间。我不敢说他们干着方舱里最脏、最累的活儿，但他们绝对是方舱中最“有味道”的一群爷们儿——“既然总要有人做，那就让我们来吧。” 洗干净的环卫服和靴子晾在院子里，阳光下，那一抹橙黄格外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