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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训令。
训令指出，“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
这份被认为是中央红军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清晰地传达出一个讯号，在当时的形势下，红军主力不得不选择离开中央苏区，实施突围转移。
中国共产党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中央红军为什么一定要转移？
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上空硝烟弥漫、气氛紧张。
经历了四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开始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自任总司令，首先调集50万兵力，分三路围攻中央苏区。
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完全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拒绝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放弃过去行之有效的运动战，而是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拼消耗。
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中，日益缩小。
毛泽东后来回忆道，当时“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央先后派遣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进。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1934年10月7日，在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的前夜，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被中共情报人员送到周恩来手中。
转移，迫在眉睫。
面对万分凶险的形势，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9日发布了一份“行动日程表”。在这份手工绘制填写的表格中，周密地安排了10月10日至20日，队伍集结转移、休整补充的计划。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在出发前夕与贺子珍商量把儿子毛毛留在苏区。才满两岁的毛毛，正牙牙学语，讨人喜欢，可行军路上无法带上孩子，不得不忍痛分离。谁曾想，毛泽东、贺子珍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毛毛。
时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因为妻子唐义贞怀孕在身，行动不便，无法一起转移。陆定一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永诀。他在得知唐义贞牺牲的消息后，写道：“失眠半个多月，从此，无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委员徐特立，特地赶到30里外的地方，和留守中央苏区的老友瞿秋白道别。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要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他特意将自己的马匹和强壮的马夫都换给徐特立。两人分别八个月后，瞿秋白英勇就义。
1934年10月17日晚开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开始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秋风寒……”
夜色中，中央苏区百姓满怀不舍和期盼，十里相送。
不知道中央红军这一走，要走多远、走多久。
大多数红军战士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回来。
这是一次悲壮的行军，一路枪林弹雨，几近山穷水尽，但红军战士胸中不灭的理想信念，如黑夜里熊熊燃烧的火把，指引着漫漫征途。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破产，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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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珍藏了一套1929年的红军军服。当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正是身着这套军服，参加日后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
这也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套正规的军服，军服设计由毛泽东亲自审定。
统一服装，只是毛泽东重整红四军的第一步。整个1929年，他都在思考一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究竟要建立一支怎样的武装？党又要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游击赣南、闽西后，在军队建设问题上，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极端民主化和组织纪律涣散等不良倾向也开始蔓延。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但他的正确思想未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中共红四军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
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由于认识不一致，大会未获结果。
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此前，周恩来已经代中央起草一封给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并经周恩来审定，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了明确结论。信中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建设基本原则，要求中共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共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这座古色古香的客家院落，原是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廖家祠堂。
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下了一场罕见的漫天大雪。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等120多人齐聚这里，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
决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只是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等思想倾向。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指明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
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结束后，便是1930年新年。红四军举行了一场元旦迎新晚会，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元旦。
新年伊始，为了回答一些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古田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大胆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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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7月24 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湖南军阀悬赏五千大洋，捉拿毛泽东和朱德。文章还报道了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的战斗情况 ，并且在文中第一次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井冈山”的论断。
《真理报》为什么对井冈山会有如此高的评价？当时的井冈山究竟发生了什么？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遭受很大损失。9月14日，毛泽东决定改变攻打长沙计划，命令部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此时，起义军由最初的5000余人，只剩1500余人。
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提议，把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0日，在学校草坪上，毛泽东给起义部队做动员，他说，“我们现在力量还小，还是一块小石头，可是总有一天，能够打烂蒋介石反动派那口大缸！”
那天，有个12岁的学生与伙伴们趴在学校的墙头上，这一幕让他终生难忘。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小石头要打烂大水缸”的生动比喻，使他从小树立起“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念。
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在毛泽东领导下起义军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将不足千人的部队由原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政治上官兵平等，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义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一位连长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10月，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毛泽东团结和争取了农民武装袁文才和王佐，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1万余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队伍也来到了井冈山。井冈山的队伍壮大了，根据地巩固了，并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在总结战斗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朱德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1928年底，井冈山颁布了《土地法》，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满心欢喜，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
从1929年到1930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扩大了红军影响，开辟创建了赣南和闽西根据地，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
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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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的亲笔手稿。
手稿上，毛泽东特别批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上加上“八一”二字。
1927年8月1日，是南昌起义发生的日子。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南昌起义究竟有着怎样的重要地位，为什么要将“八一”两字标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上呢？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7月下旬，新组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
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这次行动极端机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后来这样回忆：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秘密从九江赶到南昌。
在江西大旅社，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决定于7月30日起义。
此时，叶挺、贺龙、朱德等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南昌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好了准备。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指示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中共中央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南昌传达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
7月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由于对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存有幻想，张国焘主张“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但这一看法，遭到其他与会者强烈反对。
这场激烈的争论，一直持续到7月31日上午，张国焘终于表示服从多数。
7月31日当天，贺龙、叶挺共同签署了由叶挺起草的作战命令：“决定于明（一）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南昌起义进入倒计时。
刚入夜，贺龙命令负责封锁道路、断绝交通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部队官兵脖子上系着红布带，左臂系着白毛巾，马灯、电筒上贴着红十字，口令是“河山统一”。
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被迫提前，一场点亮中国革命前途的战斗，在深夜里打响。
1927年8月1日凌晨二时，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长夜的寂静。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军队两万多人，举行南昌起义。
经过四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歼敌3000多人，占领了南昌城。
8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计划，起义军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大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在南昌起义后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毛泽东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8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在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七位元帅和三位大将参加了南昌起义。8月1日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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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并立即签发“第一号通缉令”，将陈独秀、谭平山、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列为通缉对象。
为什么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蒋介石就迫不及待通缉毛泽东等共产党人？1927年的春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1924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中走到一起。
1926年7月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率军誓师北伐。
作为中国头号政治新贵，蒋介石第一次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标题为：上海征服者。
此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认识到北洋军阀的垮台不可避免，正在积极寻找新的代理人。他们与蒋介石一拍即合。
3月26日，蒋介石从南昌乘军舰赶到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
4月初，蒋介石约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1927年4月11日夜，在蒋介石授意下，青帮头目杜月笙诱捕了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汪寿华，并将他残忍杀害。年仅26岁的汪寿华，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当日，蒋介石在南京签署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4月12日至15日短短三天时间里，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
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
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首领汪精卫也公开背叛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刚刚成立六年的中国共产党“命悬一线”！
据中共六大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等党的著名活动家英勇牺牲。中共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六万人急剧减少至一万多人。
1927年12月1日，春风得意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踏着共产党人的鲜血，蒋介石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两个多月后，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也有一场特别的婚礼。新人是一对共产党员周文雍、陈铁军。他们高呼“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慷慨就义。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曾这样回忆那段经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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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形成于1926年的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它用一组细致详实的数据，记录下湖南一位普通佃农的真实生存状况：“支出：盐三元一角二分，灯油八角四分，牛力九元八角二分四厘……收入：十五亩共获六十石，交租四十二石。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且需绝无灾害、疾病，“全无休息”。
这份报告，来自毛泽东的一手调查。
在报告的结尾，毛泽东这样写道，“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
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细致地去研究一位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此时的他，又在思考着怎样的时代命题呢？
那时的中国，恰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国民革命席卷南方，同北方的军阀统治遥相对峙。站在滔滔北去的湘江边，毛泽东不禁感慨，“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就在这一时期，“农民”二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的文章论述中。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第一句，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强调，“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1926年6月，农民协会已遍及全国17个省、200多个县，会员达915万多人。这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说农民运动“糟得很”。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出现了激烈争论，不知该对农民运动持什么样的态度。
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民运动究竟发展得怎么样。
1927年1月4日，这位身着一袭蓝布长衫，脚穿草鞋的青年人，动身前往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以湘潭为起点，开启考察之旅。
毛泽东发现，此时的情形与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祠堂成了农民协会的会址，农民协会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办农民夜校；
过去神庙里的游民，现在有的参加了农民协会，有的在劳动；
妇女也可以进祠堂开会了；
赌钱打牌和鸦片烟都被禁止了。
整整32天，毛泽东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走过700多公里的乡村道路。
这里是武汉的都府堤41号。考察结束后，毛泽东就居住于此。妻子杨开慧也从长沙过来了。在这里，她协助毛泽东整理文件、抄写材料、接待客人。毛泽东则一气呵成，写完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著名的报告中，毛泽东列举了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做的十四件大事，他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民运动实际上“好得很”，农民是“革命先锋”。
距都府堤41号不远，就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初春，在这个旨在培养农村革命人才的课堂中，汇聚了来自大江南北的几百个被蔑称“泥腿子”的农会干部和一群青年学子。讲台上，毛泽东向学员系统讲授这次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内容。
这一年的秋天，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农讲所里的师生们也纷纷奔赴广阔的农村，成为中国共产党掀起土地革命风暴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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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为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举办纪念活动。在这张照片中，我们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毛泽东。他为何会出现在国民党官方举办的重大纪念活动上？这一切还要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说起。
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西方列强操纵下，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不断加剧。“打倒列强，除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最强呼声。
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刚刚经历了北洋军阀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二七惨案，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他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而孙中山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经日趋腐败，决心寻找新的力量和出路。他开始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们合作，欢迎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
1922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前提下，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了尽快促成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李大钊频繁与孙中山会谈，为酝酿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重要贡献。
这里是广州恤孤院，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这里召开。此时的广州，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中共三大决定，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倡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同时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正是在这次会议上，30岁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担任中央局秘书，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
为了使国民党能适应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帮助下，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20日，还是在广州，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很快，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为了造就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决定创办黄埔军校。孙中山亲自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1924年11月，从欧洲回国不久的周恩来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先后到军校任职。第一期学生中有徐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王尔琢、许继慎等共产党员56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
国共合作实现后，促进了群众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掀起大革命风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中共党组织也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迅猛发展，党员数从1925年初的不足1000人，发展到同年底的1万人，增加了10倍以上。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席卷大半个中国，击溃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部主力。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英勇作战，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立下汗马功劳。
在携手国民党发动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李大钊所说：“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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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二七纪念馆，收藏着一本翔实记述二七罢工英雄史实的小册子《二七工仇》。在泛黄的纸页中，我们找到了二七惨案死难烈士的名录，林祥谦排在第一位。
那么，林祥谦究竟是谁？他在二七罢工这场运动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场大罢工对当时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为终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掀起第一个高潮。在前后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
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铁路工人是一支主要力量。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路的收入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
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已建立起16个工会分会，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军阀吴佩孚下令禁止。
1923年2月1日清晨，郑州全城戒严。前来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反动军警的重重包围，进入会场，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由于反动军警捣毁总工会驻地，包围代表住处，会议无法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会决定2月4日举行全路总罢工，并将办公地址转移至汉口。
林祥谦是福建闽侯人，在陈潭秋、项英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 1922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
京汉铁路总工会秘密从郑州迁移到汉口办公后，一切公开活动都由江岸分工会出面。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等共产党员出面领导下，铁路工人贴标语、发传单，组织工人纠察团严阵以待。2月4日上午九时，林祥谦接到总罢工命令后，立即下达了罢工令，汽笛声迅速响彻武汉三镇。在三个小时内，京汉铁路全路所有客、货、军车一律停运，三万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
当夜，天降大雪，敌人把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以死亡威胁他下令复工，遭到林祥谦断然拒绝。敌人凶恶地在他左右两肩各砍一刀，逼他下令复工。林祥谦拼尽最后的力气怒斥敌人：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他砍死，牺牲时年仅31岁。
施洋被捕后，被敌人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脚下，牺牲前，身中三弹仍引亢三呼：劳工万岁。
二七惨案中，全路各地牺牲者52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后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有限，许多先烈没有留下姓名。其中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就是林祥谦。
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些经验和教训，进入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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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到6月，从欧洲的海牙、维也纳到东方的新加坡、香港乃至东京，有两个“令人不安”的消息频繁地在各国外交和警察机关间传递着，一个消息是：一名“赤色分子”将前往远东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另一个消息是：在上海的一些中国“激进分子”正在密谋召开一次大会。
是什么重要的会议？又是什么人，竟让资本主义世界深感不安？
1921年7月23日，这天是个星期六，是个平静而又不平凡的一天。在夜幕中，十几位穿着各异的人在朦胧的夜色中，陆续从后门走进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大会。
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因故没能出席这次大会。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大会上致辞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在中国、在远东、在全世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会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从7月23日到7月29日，中共一大共召开了五次会议。7月30日晚，一大第六次会议正在举行，一名暗探闯入会场，会议被迫中止，代表们紧急撤离，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随机应变。果然，代表们撤离后不到15分钟，法租界巡捕包围搜查会场，结果一无所获。
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根据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大会最后一天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成立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中共一大制定的党纲到底是什么内容，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个谜。因为这个党纲的中文原件早已散失。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先后找到它的俄文版和英文版。
翻开一大党纲，这份15条近700字的简短文件，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
在南湖这艘游船上，一大完成全部议程后胜利闭幕。会议闭幕时，全体代表在湖心的游船上轻声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多大注意，但是，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
而13位中共一大的与会者，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将如大浪淘沙般接受血与火的考验。
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为革命英勇献身。
李达、李汉俊，虽然一度脱党，但依然坚守自己的信仰。
陈公博、周佛海最终沦为汉奸，张国焘成为党可耻的叛徒。
包惠僧和刘仁静因故脱党，都活到耄耋之年，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
13人中，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一路携手走上天安门城楼，迎来新中国的诞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奋斗到最后一刻。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进的政党作为凝聚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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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珍藏着一顶清末民初的瓜皮帽。帽子的主人，是中共一大代表、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的董必武。
从前清秀才，到剪掉辫子的革命党，再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是如何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董必武，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8岁考取秀才，25岁加入同盟会，作为湖北革命党的重要成员，董必武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
1917年，他在湖北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遭受挫折后去上海找孙中山想办法，孙中山除了通电声讨外也拿不出对策。残酷的现实促使董必武痛心地思考：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道路是否还走得通？中国革命的路究竟在哪里？
1919年3月，迷茫中的董必武来到上海，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特殊的朋友，比他小四岁的湖北同乡李汉俊。李汉俊向董必武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还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日本进步杂志和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等推荐给他。这些新思潮让来沪寻找救国之路的董必武看到了希望。
也是在上海期间，董必武还结识了小他十岁的同乡陈潭秋。陈潭秋，湖北黄冈人，刚刚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的进步青年。
后来董必武曾这样回忆他与陈潭秋的初识：“我第一次见到潭秋是在1919年夏天……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回汉后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1920年1月28日，武汉《国民新报》登载了一则报道：《私立武汉中学之成立》。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武汉中学。它的主要创办人就是董必武，他担任校董并兼任两个班的国文课老师，新生主要来自黄安（今红安）、黄冈、麻城等地。担任英文课的教师，就是陈潭秋。
私立武汉中学实行新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报刊、关心时事，引导学生逐步树立革命思想。学校逐步成为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地区进行革命宣传和活动的重要阵地，在后来的革命年代产生了36位革命烈士。
私立武汉中学开学后的四个月左右，1920年8月，董必武收到李汉俊的来信。信中，李汉俊传达了上海已经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并提出希望董必武等人在武汉也成立一个共产党小组。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
今天的武昌民主路，100年前叫做抚院街，这个97号门牌的所在曾经就是董必武的寓所。1920年8月的一天，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就是在这里召开武汉党组织成立会议。
刘伯垂主持会议，在会上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情况。与会者传阅了他带回来的上海党组织起草的共产党党纲草案，研究武汉党组织日后的工作安排，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武汉支部。
几乎就在同时，革命的火种已经遍地开花。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推动下，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东京、巴黎先后建立起八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党员发展到50多人。共产主义的火种在沉沉黑夜中逐渐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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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登记证的入党时间一栏，亲自填写了1920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7月，为何毛泽东在1920年就已经入党了呢？
长沙市图书馆，我们来寻找一份1920年的报纸。
1920年10月中下旬，一个被称为“名人演讲会”的活动在长沙引起轰动。英国哲学家罗素连续举行了四次演讲。在《大公报》上，我们发现，这次演讲会的记录整理者就有毛泽东。
罗素来华前曾专程访问过苏俄，邀请他的蔡元培、章太炎等人都希望罗素能给中国的道路选择给出一个方案。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寻找答案。
然而，对于罗素的演讲，毛泽东感到非常失望。他在给好友蔡和森的回信中说：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早在两年前的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团体之一。
新民学会成立后，毛泽东和萧子升、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但他并没有一起去。关于他不去的原因，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的考虑：“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1920年7月上旬，赴法勤工俭学的十多位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巴黎以南蒙达尔尼小镇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上，蔡和森与萧子升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后，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坚持自己的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建议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此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因为军阀的阻挠而走向失败。在经历了“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失败之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转眼到了1921年新年，一个大雪天，新民学会在长沙文化书社开了三天大会。到会的18人围炉畅谈，谈话中没有个人前途、职业规划，他们关心的只有“中国”和“世界”。最终，18人中有14人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宗旨，有12人赞成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来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新年大会之后，毛泽东对蔡和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回信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事实上，1920年11月毛泽东已经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他们关于在长沙建立党组织的正式委托。毛泽东经过慎重物色，与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后来将自己的入党时间填写为1920年。
这张照片，是我们找到的唯一一张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的合影。当年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过20岁左右，但正是这些忧国忧民、志存高远的年轻人用他们的勃勃生机和活力，预示了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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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在“中国情报”一栏中，出现了长达36行的情报秘闻，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租界警方已密切关注一名中国籍的男子在上海的行踪动向,并详细了解他在北京的“过激”行为。他是谁？他的行踪为什么会被租界警方密切关注？
这一切还要从6个月前说起。1920年春节前夕，为躲避军阀追捕的陈独秀，在李大钊护送下离开北京，带着“相约建党”的约定，几经辗转来到上海。租界警方密切关注的人就是当时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
老渔阳里是当年上海法租界的一条石库门弄堂，回到上海陈独秀就居住在老渔阳里2号，这里也是《新青年》编辑部。在这座石库门里，留下了他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段时光。
这一年陈独秀41岁，吸引了一批富有理想的年轻人。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张东荪等一批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文化人物纷至沓来。
前来拜访的青年也越来越多，他被迫在客厅挂上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回到上海不到一年，陈独秀在这里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五一劳动节集会，创立了上海机器工会，组织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1920年8月，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为主要成员，在这里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随后，在这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工人刊物《劳动界》、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作用。老渔阳里2号这座房子，不仅是陈独秀的住所，也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老渔阳里还有一个出口在淮海路上，从这个弄堂口出来是新渔阳里6号。这里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地方，时间是1920年8月。
后来这里挂上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著名共产党人就是在这里经过最初的俄语学习后，成为首批留苏的学生。
老渔阳里2号与外国语学社相隔不远，陈独秀不出弄堂就可以去学校讲课，渔阳里的弄堂后来被叫做“共产主义小道”。
这里也留下了许多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的身影，他们中有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的李汉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沈雁冰，还有外国语学社社长杨明斋，《共产党》月刊的主编李达。
1920年5月至7月间，27岁的毛泽东在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这是令他记忆深刻的会面。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老渔阳里2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孕育初心的“秘密摇篮”，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创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诸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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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00年前的8本书，都是德文原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书的封面上都有一个蓝色的印章，印章是六个字——“亢慕义斋图书”。
“亢慕义斋”，看上去是一个书斋的名字，它在哪儿？为什么叫“亢慕义斋”？为什么回首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要从“亢慕义斋”说起？
这是一份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上面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这则消息公开宣布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存在。
《启事》里说，“该组织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思学派的著述为目的。”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于1920年3月，它的发起人就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触动了黑暗中国的一批警醒者，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将记住这个喜欢留两撇黑胡子，戴一副圆框眼镜的中年人，他宛如一位撞钟人，撞响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黎明的晨钟。而成立这个研究会，就是要唤醒更多的年轻人。
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非常支持这个研究会，他专门辟出北大西斋宿舍的两间房给研究会使用。
这张模糊的照片就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成员的合影，模糊的照片背后是一段清晰的历史。最早的成员共有19人，其中不乏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他们用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给两间房取名“亢慕义斋”。
这，就是“亢慕义斋”的由来。
今天北京市沙滩后街55号院，就是一百多年前“亢慕义斋”的所在地。室内是根据原样重新修复的，正中悬挂的是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出研究室入监狱”，写的正是陈独秀的经历，下联是“南方兼有北方强”，这一句则出自李大钊。这小小的两间房其实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
从“亢慕义斋”向东就是建成于1918年的北大红楼，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李大钊从红楼落成后就在这里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楼的最东侧。
一楼还是图书馆阅览室的所在地，1918年毛泽东就是在阅览室担任助理员的工作。
紧邻北大红楼的箭杆胡同20号院，住着李大钊的北大同事、好友陈独秀。另外，这个院子还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胡适等人编辑《新青年》的地方。
就在《新青年》杂志的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李大钊连续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学说做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阐释。
在各种思潮涌动的1919年，马克思主义之火终于被点燃。
这一年年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期间，读到了“亢慕义斋”翻译的节选版《共产党宣言》。这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虽然不完整，却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他后来这样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1920年春节前夕，李大钊掩护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两人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率先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曾经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10月下旬，李大钊等人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也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的19位成员中，有16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1918年，李大钊曾经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也许他也不会想到，仅仅两年后，一个浸润过“亢慕义斋”油墨香的政党即将开始血与火淬炼的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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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重庆大学校园里的各种自然的、人文的及历史的声音：从五教的下课铃声，到钟塔的准点钟声；从虎溪云湖的天鹅叫声，到风吹过竹林、梧桐大道奏响的协奏曲...... 通过这些声音的记忆唤起深藏在每一位重大学子心中对于母校的独特记忆，展示一个“耳朵上的重大”。让师生校友即使身处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都能声临其境地感受到学校里这熟悉的人文氛围。
/ 校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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