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出蜀 1917年，一个14岁少年的求学书信从西南成都出发，抵达千里之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这一年的中国，大事纪要纷乱翻覆得就像一张乱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下，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北京城里上演一出复辟丑剧，“护法运动”的枪声从南方响起。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军阀混战之外，一场瘟疫悄无声息地袭向中国东北。伍连德博士临危受命，回国抗击疫情。人们说，这是中国近现代公共卫生史的起点。 而在中国西南，一个14岁的少年——陈志潜，日后也将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留名。但此刻，他还不知道前路何如，而是蹲守在罹患重病的继母榻前，对抗命运的重演。 “在我幼年时，除了父亲和二叔，家中每个人都在我的童年时逝去......”母亲、姐姐、弟弟、姑姑......很多年后，陈志潜提起童年时经历过的一次又一次永别，依然能回想起那常年弥漫家中的草药香和失灵的神佛。 而这一次，在寻遍中医却治病无果后，陈志潜陪同继母叩开一家西医诊所的大门。通过西医治疗，继母的病渐渐治愈。与传统中医截然不同的诊疗仪器和手段给陈志潜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现代医生，治病救人。 动荡的时局里，似乎一切都要让位于“救亡图存”。学医能救中国人吗？陈志潜大概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接二连三失去至亲的童年记忆让他坚定“学医”的选择，只想从疾病与死神手里救下更多的人。 1921年，不满十八岁的陈志潜终于克服万难，如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他穿过西南连绵的阴雨，踩在了北京的梧桐叶上。 从一颗颗树到一片森林 “临床医学之于病人，如同面对森林里的一颗颗树，哪棵树生病了，就去治哪棵。公共卫生学面对的则是一群人，保护的是一大片森林。你认为，目前的中国最需要怎样的人？”1929年，曾经教授过陈志潜公共卫生学的兰安生教授如此问他。 此时的陈志潜刚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打算今后做一名皮肤科医生。其实，他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四年前，“五卅运动”带给他极大的震撼，令他开始思考自己所学的专业如何才能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展开联系。 通过实地调查，陈志潜直观地了解到，贫穷、落后、愚昧、疾病依然侵蚀着广大的农村地区。北京城郊的农村里，人们没有洁净的饮用水，随地大小便的陋习依然存在，“脏乱差”的环境成为大大小小传染病的温床，天花、霍乱肆虐——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死于天花等疾病，而这些疾病实则完全可预防。 当时的中国，比起某一领域的优秀临床医生，更缺少公共卫生事业、乡村卫生事业的拓荒人。 不经意间，站在人生路口的陈志潜也站在了历史的路口，风雨飘摇。 走出象牙塔 1929年，在前往南京北郊的晓庄时，陈志潜已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卫生事业联系在一起”，而此后，他将用一生的时间来践行他的伟大信条。 晓庄试验区是由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进行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的试验区。在晓庄，陈志潜和妻子一起开设“夫妻卫生所”，为农民们预防接种、治疗疾病并传播卫生知识。多年后陈志潜回忆起晓庄岁月，说：“那段经历使我明白，医学的最终目的和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意义。”正是哀鸿遍野的社会现实促使陈志潜“走出象牙塔，为变革现实而奋斗”。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没有改变乡村落后现状，一些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碰壁，便把目光投向农村，进行民间社会改良。一时间，社群实验与乡村建设在中国大地上四处开花。 1931年，乡村改造运动倡导者晏阳初先生邀请陈志潜来到河北定县，担任试验区的卫生教育部主任。在定县，陈志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实地调查，以此制定卫生保健计划。他需要“算一笔账”——如何让每个农民每年只支付10美分，就能享受到较好的医疗卫生保障。 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在此之前没有先例，但陈志潜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体系必须是完全自下而上的，是能“在村里生根的”。于是，定县的田间沟壑上出现了这样一番景象：背着药箱的保健员们穿梭在村里，村民们日渐熟悉阿司匹林、碘酒等原本陌生的药名。这些保健员由村民志愿担任，他们协助接种，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是整个卫生体系的最低一级。 而在村级之上，还有乡级保健所、县级保健院。这一体系取得极大成功。1934年，当华北平原上霍乱肆虐时，定县只发生了几例病情。每人年均只花费了0.1银元，就避免了天花等疾病的侵袭。 七七事变后，抗战的烽火烧至华北，定县试验被迫终止。但乌托邦式的乡村实验区里孕育出蜚声中外的“定县模式”——成为基层公共卫生建设的典范。 何日出三峡 “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根本不值一顾的，”王尔德说，“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 定县模式的创立，陈志潜用了七年；而推动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他毕生的志业。1947年，陈志潜四处奔走，多方筹资，创建了国立重庆大学医学院。担任重庆大学医学院院长期间，陈志潜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公共卫生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推行“定县模式”的社区医学，自此全国普遍开展农村卫生建设。陈志潜因此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 “乡村试验”、“公共卫生”，这两个关键词与陈志潜的人生轨迹紧密缠绕。 在今天的时代语境里，我们所面对的关键词与他的何其相似。乡村，它曾寄托无数建设者们乌托邦式的乡愁，而在今天，被作为一个共同愿景最终实现的见证之地。那朵1917年曾飘在中国东北上空的疫云，如今又飘回来。“新冠”阴云弥漫世界之时，关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讨论几度重回大众视野。2020年4月2日，清华大学宣布成立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人们意识到，历经百年建设的公共卫生学科在此次疫情中依然显露短板。 《晚清七十年》里，唐德刚谈“历史三峡”论。如今看来，虽然相隔数十年，陈志潜先生曾面对的“三峡”，今天的我们仍然面对——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和乡村建设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在陈志潜的遗著里，他恳切地写道，“公共卫生学的研究应解决现实问题”，“岂能只在课堂上高谈阔论而不着边际、不见实效”。当年，他毅然选择那片急需保护的“森林”，在一个个乡村试验区里扎根实干。“关注现实问题，讲求实干实效”正是他留下的引航坐标。 以乡怀远，霖泽万里，陈志潜始于基层，立于国家；高山仰止，承其遗志，后辈人唯有不断追随着先生的路迹，置整片树林于安然之地，使每一棵树健康、卓越生长。 愈山林之痛，灌亭亭玉树，学医泽世，志若潜龙！

3月26日，我校举办了由中国日报社主办、二十一世纪英语教育传媒承办，赛事校选由重庆大学主办，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外语演讲与辩论协会协办的主题英语演讲赛。外国语学院盛荔、童臻安、邓春、吴亚、梅玉华等5位老师担任评委，石昱欣同学担任现场主持人。 校赛分为互联网初选赛、校决赛两轮。互联网初选阶段吸引了全校17个学院53个专业的同学报名参赛，105位选手审核成为正式选手，最终20名同学晋级校决赛。

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人才高地建设，进一步打破地域和学科之间的“壁垒”，拓展创新维度，推动基础科研开放合作，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依托深圳的区位优势，长期致力于搭建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平台，助力国内外学子多元化交流。 第十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生南山学术论坛暨清华大学第670期博士生学术论坛，将于2022年4月到5月线上举办。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研究生会主办，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研究生会承办。论坛以“‘清’年勇立凌云志，‘深’创不息塑未来”为主题，通过特邀学术讲座、多主题学术报告、优秀论文评选与展示等多种形式，拓宽学术视野，激发科技创新，促进学科交流，并通过本次论坛加强各高校间学术、科研、文化的密切交流，以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充分推动学科交叉与学术合作。 本次论坛公开征集论文，论坛将评选出入编论文、入围论文和报告论文等多种奖项，并给予相应证书认证。目前论坛进入征文阶段，现诚邀广大博士生和优秀硕士生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云上博论】目前受疫情影响，本次博士生论坛线上举办，欢迎国内外各高校人才积极投稿参与。

看那花间层层叠叠的紫色花瓣， 没有耀眼抢眼，也没有热烈奔放， 但自有自己的深沉与从容。 亭亭玉立，楚楚动人， 似光般魅离，似羽般轻盈， 旖旎而神秘，浪漫又梦幻。 这就是属于紫色花朵的优雅底蕴。

金黄绚烂的色彩映入眼帘， 是铺陈浓烈，亦是盛意恣肆。 蓓蕾呈现出娇矜的姿态， 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 迎接着绽放后的喜悦和灿烂， 谱写着属于自己的生命旋律。

行走在校园里， 我们的视线总能敏锐的捕捉到 万顷透明碧纱下 那豪放不羁的、喧闹的红。 它们开得怡然、开得艳丽而热烈， 就像鲜艳的绸缎织锦 铺陈在校园的花园里、花坛间 绽放出欢快舒畅的笑颜， 吟唱出暖春甜美的歌谣。 图片

斑驳金光，树影交织， 春日碎银般明亮的光线， 倾泻在青翠的山野间。 偶尔点缀缤纷小花的、 叶与叶的空隙下， 泥土的湿润芳香和春日的微醺 就这样涌入鼻腔，潜入心间， 酥酥游荡，持久不散。

在朱红回廊下，在曲径通幽处， 总有一抹绯色藏青绿而绽放。 随着春意渐深， 密密挤挤，层层叠叠地、 在阳光下喧闹枝头； 又随春雨飘然落成花雨。 置身其中，舒适惬意， 顿觉微风吹万舞，好雨尽千妆。

哪怕还尚存料峭寒意， 但流连于斑斓色彩的花色里， 春意已然浓烈。 温风旎旎，小雨斑斑， 信手拈起花几许， 只见束素亭亭，却道暗香满袖。 那些纯白淡雅的花瓣之间， 即使不言不语， 也有一种柔软的韵律美。 图片

在清幽静谧的树荫下 印下斑驳的光影 轻轻采拾一朵郁金香 茎叶化作渐变的裙摆 娇艳的花朵点缀腰间 搭配郁金香高雅的配色 为校园增添春日的浪漫 漫步在树影婆娑的小道 嫩粉色的花瓣吐露鹅黄的花心 化为层层叠叠的蛋糕裙 粉纱缦舞 海棠自芳 元气与活力扑面而来

春日游，微风拂栏 重大春暖花开，一片盎然 不仅吸引了CQUers的目光 同样激发了小薇的巧思 踏春班车即将启动 一树梨花白似雪 两枝含苞半欲开 淡白梨花做点缀 浅草绿的长裙随风飘袂 春光绽放 看繁花盛开 搭配一袭淡雅气息的长裙 怡然而优雅

"艳桃和露种，素李倚云栽。栽种知多少，繁花到处开。”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晓东教授为恩师时钧所作的诗句。时钧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桃李满天下”，他所培养的硕士、博士中获高级职称者有近600人，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在他培养的学生中，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竟有16人。 时钧 (1912.12.13-2005.9.1)，江苏省常熟人，我国著名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资深院士。时钧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1938年回国后，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兵工大学等校化工系任教授、系主任。 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化工学院教授、系主任。 1957年开始从事“瑞流塔”、膜分离等技术的研究， 80年代后又对化工热力学和无机膜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他是 《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卷》的常务副主编，曾任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撰写过《窑炉学》《工业化工学》等教材。 2001年2月16日下午，时钧在90岁高龄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幼时聪颖， 三国、水浒如数家珍 1912年，时钧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的一个小镇的读书人家。他在年少时便显现出过人的才智，5岁入学，高小时就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章回小说，而且和同学比赛，能把三国的回目、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字背得滚瓜烂熟。他后来从事科学研究时的惊人的记忆力，和从小强记的磨炼不无关系。 高中毕业后，时钧先是保送东吴大学，后又改考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又因成绩优异，在1934年本科毕业时，考取清华第二届公费留学生。在国内实习一年后，与钱学森、张俊祥、徐芝纶等一同前往美国留学深造。 国难当头，毅然回国当“娃娃教授” 七七事变后，身在异邦、心系祖国的时钧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婉言谢绝了导师怀德曼教授的盛情挽留，毅然携妻儿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渴望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 当时钧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很多美国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回到打仗的地方去？”“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这样简单、坚定的回答，今天听来是那么的震撼人心。 1938年5月，时钧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经历了大半年的坎坷的颠簸，时钧终于在1939年2月到达重庆，先后受聘在中央工专、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兵工大学及动力油料厂研究生班任教。年仅27岁的时钧，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一生的执教生涯。 时钧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家镛记得，1942年初夏，时钧到中央大学化工系任教，讲的第一课就是化工热力学课程，同学们见这位老师年轻，课又讲得非常好，加之受聘教授时年仅27岁，就给时老师“Baby Professor”（娃娃教授）的美誉，深受同学们的敬重和爱戴。 无私奉献，受毛主席周总理接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1946年时钧回到南京，继续以满腔热情投入化工教育事业中。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钧担任南京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同时受命创建我国第一个硅酸盐专业，培养出了我国第一代水泥专业毕业生，为我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秋，时钧和汪德熙、汪家鼎等教授联名上书高教部，建议在化学系设置化学工程专业。1957年初，建议得到批准，同时高教部指定时钧负责制订教学计划，筹划创建化学工程专业。当年，天津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开始招生。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我国一流的科学家云集首都，制定《1956-195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设计中国科学的未来。时钧作为科学家、教育家的代表应邀赴京参与其中。当毛主席亲切接见他们，周总理与代表们一一碰杯的时候，时钧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44岁的时钧暗下决心，要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伟大的祖国。 一生甘为人梯，培养16名院士 80多岁高龄的时老坚持站着给学生上课 “一生执教兴国，半世甘为人梯。”这是时老一生的真实写照。时钧有句名言：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不如老师，教师就不成功。执教六十多年，众多门生在多种学科领域里成为中外闻名的科学家，有十六位荣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又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培养了七十多名博士、硕士。时钧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化工教育一代宗师”的尊号。 每年过年时，时钧的历届学生都会前来看望，陪他谈谈学校和校友的近况。每当谈到某位校友工作中有所成就、家庭幸福，他都非常高兴。 在回忆恩师时，上世纪80年代时钧的博士研究生徐南平说起一件小事：“我答辩结束回程时，身无分文，时先生悄悄地将50元钱塞进了我的衣兜里。”80年代时钧的本科学生居沈贵、邢卫红，忆起与老师一起走路时的日常对话。“时老师，我替你拎包吧”“不啦，我的包是锻炼手劲的，不重。” 时钧先生与他的研究生们 正是时钧有声的教诲和无声的行动，让学生们懂得如何做人，如何从教，如何教学，如何忠于事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时钧去世之后，一位学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听了让人唏嘘，“每年都要回来向老师汇报成绩，老师走了，不知道我的成绩该向谁汇报……” 清华岁月谱写浪漫篇章 时钧先生与爱人姚女士 时钧的爱人姚女士也是苏州人，当年在离清华不远的燕京大学（即今天的北京大学）求学，两人年龄相当。热恋时，时钧常常往返清华与燕京之间，他甚至找到一条便捷的小路，每每下课以后，就抄近路奔赴燕京……93岁那年，时钧向在座记者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浪漫情事，言谈之中依然不乏得意之情。 时钧一生著作等身，声誉显赫，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对爱人始终呵护有加。有一次，徐南平教授和时老一起出差，发现老师身上揣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数字，怎么也看不懂。原来，由于时钧先生的夫人的心脏不好，他专门准备了一本笔记本，将夫人每次检查的心跳数字一一记下，以便观察对照。时钧的女儿也告诉记者，母亲患病时，父亲只要有时间，就一定坐在床边上，轻轻握着老伴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甚至夫人半夜要起来解手，也一准是父亲帮她开灯，然后小心翼翼将老伴搀扶进卫生间，守在门外，再把老伴扶回床上。 2005年9月1日，时钧先生因病去世，享年93岁。时钧一生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众多的科研成果，更多的是传承至今的“时钧精神”对后代人品格的浸润。“一代宗师功开中国化工教育之纪元，学界泰斗德为举世同仁后生所仰止。”时钧院士逝世后，为其送行的人写下了这一副挽联。

前几天，南京工业大学刚刚评审产生了第十二届“时钧班”，电气1703获得了第十二届“时钧班”荣誉称号，化工1701、生工类1701等10个班级获得了“时钧班”创建先进班级的荣誉称号。学校让我给师生们讲一讲时钧先生的事迹，我欣然领命。 　　1984年，我在南京化工学院(南京工业大学前身)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母校跟着时先生硕博连读，是时先生带出来的第一届博士生。我爱人冯新也受教于时先生。我的父母也是南化教师，我家与时先生为邻，所以对他了解较多。 　　2005年时先生因病离我们而去，但他的授课、治学、为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交响乐般的授课艺术 　　现在的年轻人追星，追的是娱乐明星。我们求学时也“追星”，只不过追的是时先生这样的大师。 　　时先生当时给我们上《化学原理》和《化工热力学》课，是在中大楼325教室。这是一间能容纳200多人的阶梯教室，也是全校最大的教室。往往还没到上课时间，教室里早已座无虚席，几乎所有本专业的学生、教师都会来听课，许多外专业的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来晚了的只能站在教室外面听课…… 　　听时先生讲课，是一种真正的享受。他有一种牵着你的思维前进的本领，一面听一面脑中会出现疑问、渴求解答，接下来果不其然是完美的解答，但又会引出新的问题，很想听他进一步剖析，正意犹未尽之时，不知不觉一节课就结束了。 　　时先生的授课天马行空、潇洒俊逸，这与他严谨治学、做任何事都追求完美是分不开的。我家住在时先生楼下，每晚时先生家都到夜里一两点才熄灯，他经常备课到深夜。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时先生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受聘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任教。他学识渊博、风度潇洒，加之受聘教授时年仅27岁，深受学生敬重和爱戴，成为弟子们仿效的楷模。 　　他的弟子、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家镛记得，1942年初夏，时先生到中央大学化工系任教，讲的第一课就是化工原理课程。学生们见这位教师年轻，课又讲得非常好，就给时先生“Baby Professor”(娃娃教授)的美誉，由此可见他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也是时先生的学生。他说时先生的课“犹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主题不断出现。我干了很多行，但时先生教给我的是普遍规律，不管干什么，都能起到主旋律的作用，让我终身受益”。 　　不做学生的“保姆” 　　时先生是我国水泥专业、化学工程专业的创导者和开拓者。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担任南京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受命创建我国第一个硅酸盐专业，我国第一代水泥专业毕业生在4年后诞生。 　　他和多名教授建议在化学系设置化学工程专业，1957年该建议被高教部批准，由时先生负责制订教学计划，筹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批化学工程专业。 　　他还作为科学家、教育家代表，应邀参加制定《1956~195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当毛主席亲切接见他们、周总理与代表们一一碰杯的时候，时先生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此时，他已经将满身的才学、知识赋予了新中国建设的远大抱负中。 　　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时先生作为学科带头人的一面。他不仅凭自己的业务水平，更是凭借协调能力，带动一批人、出大成果。他带研究生时，总是给予客观的、前瞻性的指导，挖掘我们自身的潜力。 　　大多数学生都希望教师像保姆一样，自己一有困难教师就出现。时先生却从不做这样的“保姆”。他是标杆——总是给你制造一个跳得更高的标杆，让你自己来跳，而他则不断地提升杆子的高度。比如一个实验，我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却让我自己去做，去不断地接近结果，而他则在背后注视、支持和适时地指点。 　　时先生常利用各种场合邀请世界一流的专家来听自己的博士生讲述。我读博期间，不仅要向国内顶尖专家汇报，还要向国际著名学者汇报，进步非常快。那个年代，我国刚开始招收博士生不久，规则和要求都不够清晰，但时先生总是自觉地用国际水准来要求学生。 　　当初学校的文献资源不像现在这样丰富，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时先生亲自挑选国外最新、最好的资料，让其他教师和学生来分享。正是由于他这种毫无私心的襟怀坦荡，才使我们整个团队、整个学科逐渐发展，年轻人迅速成长起来。 　　时先生与弟子们合著文章，在署名时，时先生总是把做事最多的学生放在首位，这是时先生考虑学生的毕业问题所安排，同时也要让学生尝到科研带来的充实感、成就感。 　　“艳桃和露种，素李倚云栽。栽种知多少，繁花到处开。”这是他的弟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晓东为时先生所作的诗句，意在赞扬时先生“桃李满天下”。时先生的学生中能涌现近20位院士、百余位教授高工，与他倾注全力教书育人、甘为人梯扶持后学是分不开的。牛顿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时先生就是一位化工高等教育的巨人，也难怪学界评价时先生是“培养院士的院士、培养教授的教授”。 　　外界总是惊讶南工大怎么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化学工程人才?这背后正是时先生超越常人的前瞻眼光、培植后学的无私襟怀、高标准严要求的作风一代代传承的结果。 　　执着信仰的有志之士 　　时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这种严不仅体现在做学问的要求上，也体现在做人方面。 　　他的弟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南平曾讲过一件事。有一次他陪时先生去外地出差，火车很挤，不停有人挤时先生。为了保护先生，他的动作大了一点，态度生硬了一些，却惹得时先生板起脸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后来徐南平常以“九思”自省，就是取义于“色思温，貌思恭”，也就是时先生希望的那样—— 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该给人以温和、恭谦的形象。 　　时先生也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与尊敬。 　　我曾听时先生的子女讲起一件趣事：1952年，曾经有一个班级的学生，集体到时老师家门前躺下。原来清华大学想调时先生回清华任教，学生们都舍不得时先生走，便用这种方式挽留时老师。时先生向清华汇报了，清华立即作出回应，破格同意时先生带领的班级都去清华。但时先生最后还是选择留在南京，陪伴自己的学生。 　　时先生对学生好，对家人也是关爱备至。听同学讲过，有一次去时先生家，师母身体不好，时先生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的都是师母的脉搏跳动记录，整整一本让人十分震惊。 　　我还听人讲过时先生的“罗曼史”：当时先生和师母一个在清华大学、一个在燕京大学读书，一到课余时间时先生就去找她。别人问他，清华离燕京大学那么远，他是怎么过去的。 　　时先生不禁得意地大笑起来：“告诉你啊，我那时候找到了一条很近的通往燕京大学的小路，很快就到了。”言辞间，时先生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与师母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在“反右”及“文革”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时先生被错误地打入“另册”，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文革”后，我们和时先生在一起时，听他聊过去的故事，难免也提到“文革”中的一些境遇，但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哪个人不好，甚至对那些说了过头话、做了过头事的人，时先生也没有一句怨言，总说他们年轻，不能怪他们。 　　时先生每次获奖，都把奖金全部分给大家。时先生1998年获何梁何利奖，在不多的奖金中坚持送我1万港元。起初我不肯要，时先生却说，你们都作出了贡献，应该拿。当时，大家的工资很低，这是很大一笔钱，况且时先生家里子女多，经济并不宽裕。 　　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笔钱虽然在不断贬值，但我们一分钱都舍不得动。徐南平和其他同学们也一样，一直将时先生所给的钱珍藏着。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永远的精神寄托。 　　时先生对官职、金钱和个人荣誉看得很轻，但却始终坚守着为国为民的人生追求。抗战爆发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即将完成博士学业的他，谢绝了导师的盛情挽留和优裕的生活待遇，不计个人得失，毅然携妻带子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投身救亡。 　　早在1956年初，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虽然在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和对事业的追求。 　　2001年2月16日下午，90岁高龄的时先生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仪式上，时先生激动地说：“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入党的夙愿，是我最幸福的事情。”若不是坚信共产党是世界上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90多岁的老人怎会如此执着?

◎三尺讲台百域思，一生桃李万千枝。书篇熔汇家国爱，霖露总泽幼树时。坎坷境，坦荡姿。不因左“右”改情痴。九十为党添“新秀”，华夏师魂耀史诗。(《鹧鸪天》—张飙) ◎今天是时钧院士(1912年12月13日—2005年9月1日)的诞辰纪念日。他是我国水泥专业、化学工程专业的创导者和开拓者，主持完成了《化学工程手册》新版以及《大百科全书》化工卷的编撰工作。他一生都在化工高等教育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有不少是蜚声中外的科学家，其中两院院士就有16位。他也被尊称为“培养院士的院士、培养教授的教授”。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七七事变”后，时钧婉言谢绝麻省理工学院的盛情挽留，毅然回到祖国。美国人不理解地问他“为什么要回到战乱的地方去”？时钧回答：“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1956年，时钧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未被批准。1957年的政治运动让他历经了20余年的坎坷人生。但无论在多严酷的逆境中，他的信念从未动摇。2001年2月16日，90岁高龄的时钧院士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仪式上，时先生激动地说：“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入党的夙愿，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9月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时钧教授安静地走了，永别他奉献了60余载的教育和化工事业。闻此噩耗，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并送来了花圈。沉浸在悲痛中的南京工业大学师生在全校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习时钧”的热潮。 一生努力90高龄入 党 时钧早年留学海外，专攻化学工程。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头扎入到科研与教育事业中，成为我国水泥专业、化学工程专业的开拓者，但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他最大的遗憾。他曾对身边的人说，党是自己的一面旗帜，自己的心漂泊了一辈子，进不了最后的港湾将会遗憾终生。2001年初，年近90的时钧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南京工业大学党委对于时老的申请书高度重视。2001年2月16日，90高龄的时钧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学校的关怀让他永远跟党走 1956年初，时钧曾提出入党申请，并通过了支部大会的讨论，但因为历史原因他未能如愿。1957年以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又让时钧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南京化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前身）没有忘记处于困境中的时钧，仍坚持请他教书授业，当时的校长汪海粟常常以自身的经历来鼓励他。就这样，时钧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从事科学研究，并为新中国的化学事业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优秀接班人。 时老带过的许多学生陆续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时老却比过去更注意自己的言行。平时，时老提到最多的不是自己对学校的贡献，而是学校对自己的帮助。时钧的第三个博士生、现任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徐南平教授感慨地说，我踏上学校领导岗位后，有什么工作做得不好，时老总会认真给我指出来，但对于学校作出的决定，时老总是带头执行，一丝不苟。 不朽精神激励后人 时老离去后，南京工业大学的4000余名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多次召开学习时钧先进事迹座谈会。9月19日，校党委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作出《关于向时钧院士学习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向身边这位优秀共产党员学习。 日前，南京工业大学已经编印了《追忆时钧》专题学习资料，还组织了“时钧院士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全校师生中巡回宣讲。同时，学校还将把时老捐资设立的“时钧奖学金”规模做大，以资助更多的贫困学生，延续他未了的心愿。

我是炎黄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所学到的知识，全部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李四光 央视网消息：中国“贫油”帽子是可以摘掉的，“地震不可知论”是不成立的。在新中国地质事业的群星中，最明亮的一颗就是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李四光。　 　　李四光以科学家、地质学家等身份享誉全球，作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创始会员之一，他也是现代中国进步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1958年，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名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同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969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李四光毕生致力于地球科学事业。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注重实践、悉心钻研、勇于创新，写下了140余篇(部)数百万字的科学论著，为发展地球科学和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并在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建的地质力学，提出构造体系新概念，为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地质工作开辟了新途径；他关于古生物蜓科化石的分类标准与鉴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为微体古生物研究开拓了新道路；他建立的中国第四纪冰川学，为第四纪地质研究，特别是地层划分、气候演变、环境治理和资源勘查等开拓了新思路。　　 　　为解决经济建设中能源紧缺问题，李四光运用自己创建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组织指导石油地质工作，在分析中国地质构造特点的基础上，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远景。上世纪50年代初他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值得进行，为大庆、胜利、大港等我国东部一系列大油田的勘探与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四光指导铀等放射性矿产勘查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发展我国核工业和“两弹一星”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四光还有力推进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邢台发生地震后，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的关键时刻，他提出进行地应力测量和现今构造应力场分析，研究地震发生、发展的规律，为预测和预报地震指明了方向；他还把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区域地壳稳定性研究，在地壳活动带中寻找建设“安全岛”，以及各种灾害的预测与防治等。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在北京逝世。直到临终，他还念念不忘发展地球科学、国家建设和人民的安危，被誉为新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李四光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前几天浏览新闻，西南石油大学5位师生赴新疆野外考察遭遇泥石流，把生命永远停在了阿克苏。为之惋惜心痛之余，深深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李四光，他也曾无数次走过祖国的大河山川，为地质事业呕心沥血。 百度搜索李四光三个字，就会弹出李四光是什么家？李四光是哪个朝代等这样的问题，这让人不禁感叹，对这样一位伟大的地质学家，我们了解的太少，而除了作为赫赫有名的地质学家，他还是一位教育家，活动家及音乐家。他是中国同盟会年龄最小的成员，孙中山去世，为他抬棺的六个人中，就有李四光。围绕着这许多光环背后的，一连串的传奇故事。 李四光在工作 出生贫寒 勤学善思 李四光出生贫寒，祖上是北方的蒙古族，后迁居湖北一带，改李姓，父亲是一位秀才，虽然他思想开放，博学儒雅，但缺少功名的他只是一位私塾先生，紧靠着他一人微薄的薪水，养活膝下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儿，显然是捉襟见肘，所以，教书的空档，父亲也和别人搭伙耕田，风调雨顺的年头，勉强能让一家人填饱肚子，但若遇上收成不好，饿肚子也是常事，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李四光懂事格外的早，一边用功读书，一边帮母亲做各种家务，挑水洗衣做饭，凡是能做的，他就抢着做，这样就能为母亲减轻负担，母亲虽然辛苦，但倍感欣慰。 年少的李四光比别的孩子更加喜欢观察，热爱思考。有一天和同伴们一起捉迷藏，躲在一块巨石后面的李四光很快就被找到了，但此时，他的心早已不在游戏上，居然对着眼前的这块巨石发起了呆，他好奇，这么一块平整的平坝上，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一块石头，它周边再没有其它石头，这一块石头显得如此突兀，好奇的李四光问了见多识广的陈二爹，问了博学多才的父亲，但都没有得到他满意的答案。于是，这样一块在别的小朋友看来再也平常不过的石头，在李四光心里却充满了疑问，他知道，只有学习更多的知识，才能解开他的疑惑。 作为私塾老师的父亲，在李四光的启蒙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六岁的李四光在父亲的私塾读书，作为教书先生的孩子，李四光在课堂上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怠慢，相反，他比其他任何一个孩子都更加用功，他每天从早到晚，朗读，背诵，练字，写作文忙个不停，他很快就通读了《四书》《五经》这些国学经典。但父亲给他的最好的教育，是来自课本之外的东西——一身的浩然正气和爱国之情。 有天课后，李四光看见父亲并未出去散步，对着一篇文章若有所思，他好奇的上前去问父亲在做什么，只见父亲噙满泪水的眼里充满无奈，用愤慨的讲出了甲午海战的一系列经过，“民族的耻辱！”年少的李四光听完事情的经过及脱口而出，这样的话从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嘴里说出，父亲甚至都有些惊愕了。他随即勉励李四光：“记住甲午海战的教训吧孩子，但是现在你需要做的是发奋读书。”父亲这句勉励的话，成为李四光后来取得一个个举世瞩目成绩的最初也是最大的动力。 青年李四光 远渡重洋 求学深造 为了解开那块石头背后的谜团，为了父亲的那句发奋读书，为了能造出打败日本军舰的大船，他决定去更大的地方求学，报考了当时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创办的新式学堂，在三百多学子当中，李四光以第一名的成绩如愿以偿的成为了武昌新式学堂的一名学子，这时的他勤俭节约唯一不变的是用功读书，他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当时学校有规定，根据考试成绩排名，前三名依次可以派去美国，英国和日本留学，尽管李四光屡次考第一，但由于学校的“关系户”，加上当时的校长看不起李四光的出生，只派他去了日本。 可是，即使是日本也好，只要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于是，李四光在学校的安排下去了当时日本的弘文学院就读，他疯狂的学习数理化和日语，但速成班一年就结束学业了，李四光并不满于此，他决心报考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因为这里的造船专业是当时日本最好的。这个学校对中国的开放名额只有10个，同场竞争的中国学子达1000余人，报考难度可想而知，但他依旧顺利通过考试，成为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一年级新生，本年级共19名学生，李四光是唯一的中国人。 回国后的他，满腔热血待报国，但国内混乱的政治形态并未给他过多的机会，眼看着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报国无望，于是，倍感失落的他再次选择出走求学，他一直记得父亲的勉励，也没有忘记孙中山的那句：“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这一次，他来到了离家更远的英国伯明翰大学。而且放弃了之前的专业，选择了地质学，原因很简单，他觉得中国固然需要船尖力炮，但国家富强必须要有充足的煤铁等资源，而中国正是缺少一线开采和冶炼人才。他的选择，从来没有离开爱国这个根本。 在环境优美的伯明翰大学，在专业上依旧十分用功，但他懂得劳逸集合，自学了小提琴，而他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机缘巧合成了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此外他又努力学习英文，阅读了无数的原版英文著作，硕士毕业前，他用英文写了长达387页的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李四光于妻子 改革教育，潜心著述 六年的求学生涯结束，李四光委婉谢绝了导师的挽留，谢绝了其他老师的推荐，毅然决然回国，在蔡元培等盛情邀约下，来到了北大任教。他教书极其认真，每堂课前都要做大量准备，改革了以往教学的死记硬背，使课堂氛围极为活跃，课外时间，他经常带着学生到野外实地科考。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于学生的严格，严格到连学生的走路也有要求，他对学生说，脚步就是丈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走路的每一个步子都大小相等，不多不少的0.85米。 再次回国后的日子却也并不太平，国民党热衷内斗，后又爆发抗日战争，颠沛流离的日子并未减退他的工作热情，一身正气，性格直爽的他并不擅长政治，蒋介石曾在数次名流聚会上邀请李四光，并把李四光的作为设在自己的跟前，但李四光一次都没赏脸。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科研上，在此期间，他无数次登上庐山，黄山，九华山，太行山考察，他独创了蜓科鉴定的十项标准，被中外学者全部或部分采纳，他发现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驳斥了此前西方关于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的说法。奠定了《中国地质学》学说基础，发表了一系列地质方面的研究论文。 李四光在做报告 呕心沥血 归国挑重担 新中国成立，李四光和其他中国同胞一同欢呼，这时的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周恩来的部署及保护下，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了北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周恩来亲自接见了李四光，同时对他赋予重任，经济建设，地质先行。李四光深知人物艰巨，但他没有辜负重托。 1964年，中国第一科原子弹试爆成功，举国沸腾，而这蘑菇云的背后，李四光有着莫大的功劳。因为制造原子弹要用到必不可少的放射性矿物质铀矿，而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就派学生去广西调查过铀矿，后因战乱，各种工作被迫中止。新中国成立后，核事业是受到领导人高度重视。有次会后，毛主席开门见山的问李四光：“中国有没有制造原子弹的铀矿？”李四光点头，有次，拉开了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序幕，在他提出的三条东西构造带上，陆续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铀矿床。 他的功劳远不止此。旧社会的中国，石油基本依赖进口，后来，美国的钻进队在中国几经折腾，无功而返，“中国贫油”开始流传。但李四光认为中国贫油并没有事实依据，由他对中国光大地质地貌及丰富的学识判断，他觉得中国地下石油的储量确是非常可观的。他的建议是：物探，钻探一齐上！1958年，随着吉林的第一个钻井台喷出工业油流，其他钻井陆陆续续闪亮登场，“中国贫油”的帽子，自此被摘掉。 近些年来，网上一直流传李四光预测四大地震的说法。尤其是汶川大地震之后，其实准确的说法是，李四光预测了四大地震带。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人民财产生命遭受重大损失，在随后总理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四光独排众议，他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测的，此言一出，举座震惊。李四光晚年的几次出行，都跟地震预测有关。年近八旬的他白发苍苍，拖着病体到地震现场做勘探，当人们得知他就是地质部长李四光的时候，无不感叹：“这是真正的人民科学家。”逝世前一天，李四光还曾真诚的对医生说：“如果能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次日，李四光即与世长辞，享年82岁，他的离世，令国人，特别是地质界，无比遗憾。这也是李四光先生自己最大的遗憾，他后悔没有早十年甚至二十年就开展地震预报研究。 李四光与妻子，女儿，女婿的合影 自此，李四光光辉传奇的一生画上句号。他唯一的女儿李林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了金属物理学家，与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生物化学家邹成鲁结为伉俪，一门两代三院士的美名传为佳话。

李四光：一生追求科学 曾在北京教授地质学 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科学精神”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回顾中共建党的百年历程，有一群致力于科学研究的璀璨明星，照亮了中国人探索科学的路途。李四光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中国地质力学创立者，中国石油事业重要贡献者。 “他一生的研究都在创新，永远不是跟在别人后面，而是主动的钻研。”李四光的外孙女邹宗平接受记者专访，回顾了外公李四光追求了一生的科学之路。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生于中国湖北，5岁进私塾读书，14岁考入武昌高等小学堂。1913年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毕业后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之后，李四光东渡日本进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16岁时，李四光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最年轻的创始会员，孙中山送给年轻的李四光“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八个字。 ▲图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学院南路11号的李四光纪念馆。据介绍，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这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李元一 摄 李四光的科研成就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前由于旧中国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侧重地质基础学科的研究；1949年后，在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积极开拓应用研究领域。 李四光的主要科研贡献一是提出蜓科鉴定方法，二是对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三是创立中国地质力学，四是寻找铀矿，对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成功做出贡献，五是中国石油的勘探和开发。 1955年，继李四光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之后，1980年女儿李林和女婿邹承鲁同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创造了一门两代三院士的佳话。 邹宗平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李四光）一直深藏于心底的一个愿望。他晚年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才郑重地向党组织提交申请。” 邹宗平回忆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李四光认为自身条件不够，始终没有向党组织提出申请。直到1958年，李四光提出申请后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69岁时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李四光说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69岁的李四光仍工作于科研一线。1959年9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好消息传来，东北松辽平原的两口油井在两天内先后喷油。因为李四光对大庆油田的发现，基本解决了当时中国的石油自给，彻底推翻了“中国贫油论”。 李四光、其女李林、女婿邹承鲁，他们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追求科学报国”的理想信念，让青春燃烧并闪光于历史长河之中。也正因他们的存在，中国未来的科学探索之路必将被照耀得更加明亮。

刘湘（1888年7月1日－1938年），谱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四川成都大邑人，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四川省主席，重庆大学首任校长。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

刘湘（1888年7月1日－1938年），谱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四川成都大邑人，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四川省主席，重庆大学首任校长。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