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忠厚院士 （1928年2月13日-2021年2月5日） 沈忠厚院士被誉为中国“钻头之父”，他这辈子，水击石穿寻地火，披肝沥胆为人民。 沈忠厚院士研制出了三种高效钻头，大幅度提升了机械钻速，运用的油田，直接获益过亿元。沈忠厚院士建立了新的方法，解决了全球钻井工程长期没有解决的水力设计理论问题。 2021年2月5日沈忠厚院士逝世，享年93岁。

沈忠厚是中国杰出的油气井工程技术专家、水射流专家、教育家，油气井工程学科的奠基人。 沈忠厚生于1928年2月，四川省大竹县人，1951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矿冶系，曾任石油大学系主任、水射流研究中心主任等职。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沈忠厚长期从事高压水射流理论与技术的研究工作，将射流技术与石油钻井工程相结合，开辟了我国石油钻井技术的新领域。发明了新型加长喷嘴牙轮钻头、自振空化射流钻头和机械及水力联合破岩钻头等三种新型高效钻头，对淹没非自由射流动力学规律、自振空化射流理论和机械及水力联合破岩理论有重要突破和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忠厚 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1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93岁 沈忠厚是我国著名的油气井工程技术专家 水射流专家、教育家 油气井工程学科奠基人 长期从事高压水射流理论与技术研究工作 在淹没非自由射流 自振空化射流理论与技术等方面 取得重要突破 将射流技术与钻井工程相结合 开辟了我国 石油钻井技术的新领域 为我国石油行业 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沈忠厚一直教导学生 “要上山不要下海” “上山”就是要迎难而上 勇攀科研高峰 “下海”就是利用科研成果 谋取个人利益 他常说： “一个人一辈子 能够认真做好一件事就够了” “如果老是去研究人家已经 研究过的东西 永远都达不到学科前沿和科学顶峰”

钻头之父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忠厚 沈忠厚（1928.2—2021.2），四川省大竹县天城镇老鸦山村人，重庆大学毕业。1951年8月参加工作，195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晋升为教授，1990年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1年被国务院表彰为科学研究事业做出突击贡献科技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21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1941年起，沈忠厚在大竹县立中学上初中和高中。1947年，在重庆大学上学。1951年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石油工程学科助教。1955年高校院系调整，调入北京石油学院工作，从事石油工程教学和科研。先后任石油大学石油工程系主任、钻井研究所所长、山东省国家自考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工程委员会委员、中国劳保学会射流委员会副主任及中外多种学术杂志编委。其间：1955年晋升为讲师，1962年晋升为副教授，1983年晋升为教授；1981年3月至7月，赴美国西南路易斯安那大学学习；1987年11月至1988年2月，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德州大学和托尔萨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1991年2月至9月，赴日本东北大学合作科研；1990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沈忠厚故居——大竹县天城镇老鸦山大坝湾 沈忠厚一直从事高压水射流理论与技术的研究工作，他将射流技术与石油工程相结合，研制高效钻头，对淹没非自由射流动力学规律、自振空化射流理论和机械及水力联合破岩理论有重要突破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又发明新型加长喷嘴牙轮钻头、自振空化射流钻头和机械及水力联合破岩钻头等三种崭新高效钻头，三种钻头在胜利、中原油田等地试验成功，平均机械钻速提高达35%，在10余个油田和地区应用3500余只钻头，获直接经济效益过亿元，该项目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4项。在国内外钻井工程领域，首次创立以井底岩面获最大水功率为目标函数的水力设计新方法，解决长期以来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其径向水平钻井技术研究填补国内研究空白。长期与研究中心有关同志一道首创自振空化旋转射流处理油井近井地层及解堵新技术，在胜利、辽河、华北、中原、大港、长庆、吐哈和江苏等11个油田和地区400余口井上进行应用，油井单井增油20%—30%，注水井单井增注30%—130%，创经济效益过亿元，1999年获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被科技部列入“九五”重点推广计划指南项目。 其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国家发明三等奖1次、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次和二等奖3次，获中外专利13项。在中外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英文专著1部、中文专著2部。他还培养出博士、硕士研究生30余名。先后被获得“全国能源工业特等劳动模范”、“石油工业有突击贡献专家”等6种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其业绩载入英国人物研究中心出版的《国际人物辞典》等国内多家名录、辞典。

水击石穿寻地火，披肝沥胆为人民 。（中国石油大学原校长杨光华评） 沈忠厚是中国杰出的油气井工程技术专家、水射流专家、教育家，油气井工程学科的奠基人。（科学网评） 沈忠厚院士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是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他数十年如一日，长期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中，从一位年轻的教师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忠厚院士的水滴石穿的治学精神与忠天义地的高尚师德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师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中国石油大学评）

在生活中，沈忠厚是平易近人、为他人着想的长者，学生们都愿意听他讲课、与他谈心，沈忠厚也竭尽所能为学生和后辈们提供思想上的指引和生活上的帮助：关心学生及其家人的身体健康；经常邀请学生到家里吃饭、谈心。

沈忠厚担任《国际水射流》杂志咨询委员会（U.S.A）委员，中国劳保学会水射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油气钻井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业清洗协会高级顾问与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顾问及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海油提高采收率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石化提高采收率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石油钻探技术》杂志名誉主编、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石油钻采工艺》杂志编委，《水动力学研究和进展》杂志编委等职务。

沈忠厚经常教导学生“要上山不要下海”，“上山”就是要迎难而上，勇攀科研高峰，“下海”就是利用科研成果谋取个人利益，用研究去赚钱。 沈忠厚常对学生们说，做科研要有恒心，要坐得住冷板凳，绝对不能追求短平快，要踏踏实实地打好每一步基础。 在工作上，沈忠厚是要求严格的领头人，要求团队成员要以为国家能源工业做贡献为出发点，发挥各自特长协作攻关，不能只计较个人利益和得失。

科研综述： 据2020年3月中国工程院官网显示，沈忠厚将水射流技术与钻井工程相结合，对钻井工程做出创造性成果和贡献，其主要成果有： （1）结合研制高效钻头，对淹没非自由射流动力学规律、自振空化射流理论和机械及水力联合破岩理论有重要突破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又发明了新型加长喷嘴牙轮钻头、自振空化射流钻头和机械及水力联合破岩钻头等三种崭新高效钻头，三种钻头在油田应用大幅度提高机械钻速，在10余个油田和地区应用3500余只，获直接经济效益过亿元。 （2）在中国国内外首次建立了钻井工程以井底岩石面获最大水功率为目标函数水力设计新方法，解决了钻井工程长期没有解决的水力设计理论问题。 （3）与研究中心有关同志一道首创自振空化旋转射流处理油井近井地层及解堵新技术，在11个油田和地区400余口井上应用，创经济效益过亿元。 （4）提出超临界CO2钻完井提高油气采收率新思路，并指导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沈忠厚（1928年2月13日-2021年2月5日），男，汉族，在四川省大竹县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油钻井和水射流技术专家，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水射流研究中心主任。 1951年，沈忠厚毕业于重庆大学矿冶系；1951年—1955年，在重庆大学采矿系工作；1955年—1962年，在北京石油学院钻井教研室工作；1962年—1983年，担任北京（华东）石油学院开发系教研副主任；1981年—1981年，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做访问学者；1983年—1990年，担任石油大学石油工程系系主任、研究所所长；1987年-1988年，到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做高级访问学者；1990年—2001年，担任石油大学石油工程系射流研究中心主任；1991年，到日本东北大学做访问学者；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沈忠厚长期从事高压水射流理论与技术的研究工作。 是中国著名的油气井工程技术专家、水射流专家、教育家，油气井工程学科奠基人。 2021年2月5日，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沈忠厚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真名士自潇洒 “潇洒”，是人们评价周明镇时最常用的词之一 。这份潇洒里，既有书香世家带给他的文化底蕴，也有留学生涯赋予他的风度气派，还有他自身不拘泥流俗的处事态度。 上世纪50年代，李传夔是研究组里唯一一个年轻男生。科研有暇时，周明镇常常带着他一起“享受生活”。在河南卢氏考察古哺乳动物群时，一到晚上，他俩就在街头买几只鸡腿，一面逛吃，一面聊学术问题。 70年代时，古脊椎所附近开了一个酒家，周明镇带李传夔一起去吃午饭。邻桌两个人吃完饭走了，桌上留下一盘没动过的饺子。 “一般的大教授、知识分子是绝对不会去动的。但周先生就走过去，泰然自若地把饺子端过来，我俩一起吃完了。”李传夔说，“在我们所，周先生也是第一个倡导打包的人。当年我们还笑他，谁曾想现在打包已经是天经地义了。周先生的好多做派都是超前的。” 中国生物技术网诚邀生物领域科学家在我们的平台上，发表和介绍国内外原创的科研成果。

学子忆恩师 古生物学家像侦探 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王元青记得，自己入学不久的一天，他的老师周明镇变魔术似地拿出几张画儿来，其中一张正着看是个妙龄少女，倒过来看却是一位老太太。 “他没多说什么，只是让我带回去好好琢磨。”王元青回忆道。 这是一组经典的视错觉绘画。王元青看来看去，有些不得其解。直到他遇到一个经典的研究案例，才对周先生的深意有所领会。 1978年，中国学者在四川南疆发现了一块奇异的下颌骨化石，牙齿看起来很像今天食虫类等原始哺乳动物的磨楔式臼齿。这个臼齿的下三角座和下跟座两个结构，和现生动物相比，正好前后掉了个个儿。 周明镇把这种结构称为“假磨楔式”。他相信这块小小的化石代表着一个全新的早期哺乳动物分支——蜀兽目。周明镇大胆推测，这种动物的上臼齿也有一个类似原尖的结构——“假原尖”。这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 幸运的是，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发现了一颗上牙，正如周明镇猜想的那样，这颗牙有一个“假原尖”。 “这颗上牙后来成了我的研究课题。”王元青笑道，“我这才领会到，古生物学家就像做侦探一样，从已有的证据节节反推，试图还原历史上的真相。这个过程中有着无限可能。”“也许先生那几幅画，就是在提醒我，别忘了换一个角度打开视野吧。” 2007年发表的发现于内蒙古宁城的假磨兽，具有咬合在一起的假磨楔式牙齿，这成了支持周明镇理论的完美证据。

建立一个国际专业级的图书馆藏 古脊椎动物研究室草创之初，研究古生物学的重要标本和图书非常匮乏。 当时，荷兰有一个名为Antiquus Junk的旧书商，定期向中国的一些科研单位寄发广告。周明镇拿到这些广告小册子后，就在上面一一勾选，挑好后就交给研究室当时负责图书管理的耿继纯。耿继纯曾在著名的美国援华航空队“飞虎队”担任打字员。他接到书单后，立刻把订单打出来，交到灯市西口拐角的中国图书公司。 几年时间里，周明镇采购回20多套各国古生物学、人类学期刊以及大量经典古生物学著作。就这样，周明镇建起一个颇具规模的古生物学图书馆。 1957年，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扩建为研究所，创办了当时国际上唯一的古脊椎动物学专业期刊——《古脊椎动物学报》，周明镇出任5人编委会委员之一并兼秘书。 他把大量《古脊椎动物学报》寄给世界各大博物馆、大学和知名学者，不仅提高了研究所的影响和学术地位，而且持续不断地交换回大量的书刊和抽印本，为国家节省了不少外汇。 “即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是常人想不到的‘生意’。”周明镇晚年的学生、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王元青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从这些地方足以看出周先生思路开阔、行事灵活。”

创建一支完整全面的研究团队 1955年，10名中国年轻人赴苏联进修古生物学。后来，这些年轻人大多成为国内各个研究所和高校的科研骨干。其中三个人——张弥曼、汪品先和邱占祥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项人才培养计划，就是周明镇在时任所长杨钟健的领导下亲手开启的。邱占祥是被选中的学生之一。第二年，杨钟健率代表团访问苏联，也同时去看望了这批青年学子。就在这个时候，邱占祥第一次见到了时年38岁的周明镇。 “他是团里最年轻的一位，在人群里特别显眼。”邱占祥回忆道，“生机勃勃、一表人才，还讲得一口非常好的英语。很多事情都是他负责实际操作。” 1960年分配到所的学生，包括邱占祥等“留苏生”在内，大都是“英文困难户”。周明镇一抓英语学习、二抓基础知识，生生把这些璞玉雕琢出了光彩。 “我们当时写的都是中文论文，但是每篇的英文摘要总是躲不过的。我们每个人的英文摘要，都是周先生一篇一篇改出来的。”邱占祥说。 1959年，中科院提出定方向、定队伍、定机制、定资源、定政策的“五定”改革举措，周明镇有计划地为青年科研人员安排了各自的重点发展方向。就这样延续到六七十年代，周明镇终于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中国古哺乳动物研究体系和科研队伍。 周明镇一生发表学术论著190余篇（部），主持编译了专业论著4部。但在李传夔看来，这些数字还是太“少”了。 “因为周先生在其他事情上，花去了太多精力。”他说。周明镇不光将大量心血投注在了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上，还是研究所五年计划和规划最主要的撰稿人，更参与了国家“一五”到“七五”计划和1956年的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光我给周先生誊写的规划稿子，也够出一本古生物志的了。”李传夔如是说。

今天你在网上搜索“周明镇”三个字，能看到的资料并不多。但在中国古生物学界，这是一个不容忘却的名字。 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培育和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古哺乳动物研究团队；他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古脊椎所）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图书馆藏；他曾主持中苏中亚古生物考察，并在中苏关系破裂后继续推进这项艰巨的工作；1993年，他获得了有“古脊椎动物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罗美尔—辛普森奖章，是北美以外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199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明镇在京去世，享年78岁。今年适逢他诞辰100周年，就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学术泰斗吧。 开启一个领域的井喷时代 1870年，英国人欧文记述了中国的第一件古哺乳动物化石。之后的漫长时光里，中国的古哺乳动物学研究几乎全由外国人完成。 1914年，一个名叫安德森的瑞典学者作为矿业顾问受聘来到中国，他惊讶地发现各地药材铺里买卖的“龙骨”，大多是中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于是，他组织开采并研究这些化石，发表了大批专著。 1952年，周明镇开始主持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的古哺乳动物研究。“他当时作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没有沿着洋人的路走，没有继续补充、修订那些新近纪动物的研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邱占祥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他把眼光放在了全国，特别是那些和人类起源直接间接有关的地区和地层，以及几乎尚是空白的中生代和古近纪（1亿多年前至2300多万年前）的哺乳动物化石上。” 从这时起，中国的古哺乳动物化石研究迎来了一段井喷式的发现期。 1960年，周明镇的学生、后来成为古脊椎所研究员的李传夔到山东出差，发现了两件化石——始祖貘和犀貘。周明镇马上联想到北美早已发现，并被称为“标准化石”（Index Fossil）的两种古生物。他不到三天就写好了英文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很快引起了北美同行的强烈反响。 上世纪50年代初，江苏省泗洪县下草湾村附近发现的一种化石，被鉴定为巨河狸属的一个新种，命名为中国巨河狸。后来，这种动物成为一个第四纪古地理区划——“淮河过渡区”的标志性物种之一，相关理论被学界广泛引用。70年代中期，李传夔通过研究，发现所谓“中国巨河狸”应该归到另一个新属。“我就把一篇干巴巴的研究稿子交给了周先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李传夔回忆说，周明镇不到两天，就把修订稿返了回来，他指出“淮河过渡区”是一个建立在错误认知上的概念，应当废弃。 “我一看，论文题目都变了——《‘ 下草湾系’‘巨河狸’‘淮河过渡区’——订正一个历史的误解》。这么一改，既说明问题，又引人注目。”李传夔说，“周先生这个人就是这样，抓住一点亮点就绝不放过。他在会上也不常发言，但只要说话，总是直击靶心。”

周明镇先生诞生于五四运动前夜,其一生与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家境殷实,自幼聪颖,受新式教育,虽经战乱,学业未辍.他194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 1947年赴美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瓣鳃类化石.在普林斯顿大学作博士后期间,师从著名古哺乳动物学家杰普森教授,研究古近纪哺乳动物化石, 1950年夏季随师在怀俄明州做野外工作.次年返国,任教于山东大学, 1952年调入古脊椎动物研究室,遂成为杨钟健先生的得力助手.周先生在学术上是通识之才,他不仅是中国古近纪哺乳动物系统研究的创始人,而且积极推动了新近纪和第四纪哺乳动物的研究,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还开拓了中国中生代哺乳动物的研究.周先生是继杨老之后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帅才, 他高瞻远瞩,爱才,识才,育才,用才,辅助杨老建立了一支精悍的科研队伍.周先生思想敏锐,密切关注国外学术发展趋势,借助其外语上的优势,及时将国外的新理论,新方法引介给国内同行.他在文革后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重新走向世界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周先生毕生关注和推动古生物学的图书和出版工作,并积极推进中国自然博物馆事业以及其他科普工作的发展.周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以及获得的荣誉,是令人称羡的,但他及其家庭所做出的牺牲也是令人叹息的.

位于烟台西南方的莱阳城，是一个被誉为“日月出东莱之阳”的地方。她扼守着胶东腹地，在起伏和缓的山丘间，开通出一条条道路，连缀起四方八乡，自古就有“半岛陆路旱码头”之称。然而，在人类文明的火种尚未照亮胶东半岛之前，当古老的世界依旧杳无人烟的时候，莱阳的大地上却已生机勃勃，统治这里的正是远古时代的地球霸主——恐龙。 莱阳恐龙峡谷的仲秋风光，正是一年中最艳美的时刻。夏日的葱茏渐渐淡去，远山近树开始泛起深深浅浅的红黄之色，使得峡谷里呈现出油画般的五彩斑斓。 峡谷所在的山丘被开辟成了一片展览区，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迁地保存的树化石林。放眼望去，展览区利用了山丘的自然起伏，设计出一条曲线式的环路，将一处处树化石展区巧妙地串联起来，仿佛一个天然的生态景观园林。那些立于山坡上的参差树木看似只剩下枯死的躯干，可内心却蕴含着天地灵气、日月精华。 树化石的形成，大多是因为原始森林遭遇了突发的地质变化而埋藏地下，在高压、低温并且无氧的环境下被二氧化硅的饱和溶液所浸泡，使得树木中的碳元素逐渐被二氧化硅替代，最终形成玉石结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树化石会进一步转变为玉石物质，但却保留了树木的部分外形特征，故而称作树化玉。 此外，因为不同的地质岩层中所含的矿物元素并不相同，树化玉也有了各种各样的质地与色彩。莱阳恐龙峡谷里所保存的树化石揽括了中国、蒙古、缅甸、埃及、南非等诸多地区的特征鲜明的树化石。其中，位于中国树化石区的新疆树化石高达14米，堪称世界之最。这是一棵距今一亿多年的罗汉松型木，玫瑰、月季、紫叶小檗等植物众星拱月般地环绕在周围，衬托得它犹如擎天一柱。而来自蒙古国的一棵直径2.8米的树化石则以18吨的质量成为了世界上最重最粗的树化石。它是一棵西都南洋杉型木，存在于距今一亿七千万年到一亿年之间的中侏罗纪到早白垩纪时期，而在成为树化石之前，树龄就已有一千多年了。 如此绚烂的美物都是经历了千万乃至亿万年的时光才形成的。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最后一批树化石的形成年代正是六千五百万年前的白垩纪时代。这些树化石，看到过恐龙时代的地球景象，更用这凝固了的光彩，记录下地球生命的演化过程。 穿过树化石展览区，来至一片平台上，莱阳恐龙峡谷的真容终于显露眼前。 在西南边陲的恐龙之乡——四川自贡，我曾为中国的恐龙文化所惊叹。那里有世界著名的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剥落的土层中半埋半掩着上万件化石骨骼标本，其中恐龙及其他脊椎动物的个体化石有200多个，被誉为“恐龙公墓”。 莱阳的恐龙峡谷则不然，她仿佛不愿意将恐龙时代的弱肉强食、血腥猎杀展示给后人，只在层林尽染的花光树影间，打开一片开阔的河谷，蜿蜒着伸向远方。谷底高高低低地长满了杂生的草木，而两侧的山壁却寸草不生。岩石透着丹霞之色，间或夹杂着一层灰白，层层叠叠的，阳光下宛如缠丝红玛瑙般润泽。这是在中国北方极为罕见的丹霞地貌，却被造物主慷慨地赐予了莱阳，亦是莱阳地区八千年地质演变的鲜活呈现，是大地的年轮，是岁月的印痕。 行走在峡谷间，听着脚下窸窸窣窣的声音，一种探索新世界的神秘感袭上心头。耳畔叮叮咚咚的似有流水之声，仔细寻觅一番，果见沟壑纵横间跃动着清流，都从那静卧山旁的一湾碧湖中流淌而来。 莱阳恐龙峡谷被誉为中国“最美平原峡谷群”，这里是新中国科学家最早发现恐龙、恐龙蛋、翼龙等重要脊椎动物化石的地方，也是最早发现昆虫化石的地区。不难想象，在遥远的白垩纪时代，这里定是河流广布、植被繁盛，是恐龙栖息与繁衍的天堂。 在莱阳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的穹顶大厅里，陈列着四组恐龙复原化石，最先映入眼帘的，则是最著名的鸭嘴龙，学名棘鼻青岛龙。 比起电影里看到的霸王龙、三角龙，食草类的棘鼻青岛龙在体形上并不算庞大，但四五米的高度，六七米的体长，也让我们这些人类望而生畏。而它最显著的特点，则是鼻骨上长着的一条带棱的棒状棘，很像独角兽的角，从两眼之间直直地向前伸出，形成一个棘状突起，故名“棘鼻”。这种外形与北美地区最早发掘记录的鸭嘴龙十分相近，只是鸭嘴龙的角是用来扩大叫声，以达到恐吓对手的目的，而棘鼻青岛龙这只多出来的鼻子，却惹得众说纷纭。人们至今也猜不透，它究竟是一种天然的装饰，还是一种战斗武器。 莱阳虽然毗邻青岛，却从未隶属于青岛，而发掘于莱阳的棘鼻龙为何要以“青岛”命名？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七十年前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初，山东大学地矿系的周明镇教授带领学生们在莱阳吕格庄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训练，却意外地发掘出恐龙骨骼化石与蛋化石。随后，中国古生物学奠基人、恐龙研究之父杨钟健便来到了莱阳，开始了专项考古工作。在这里，杨先生和研究员们陆续发现了十几层的晚白垩世恐龙化石层，更发掘出大量完整的恐龙、恐龙蛋化石，迎来了中国古生物化石发掘、研究工作的一个高峰。 就在莱阳恐龙峡谷那一片赤红色峡谷土层中，杨钟健先生发掘出一具完整的大型恐龙骨架化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挖掘出的第一具完整的恐龙骨架化石，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据鉴定，这只恐龙正是生活在七千万年前白垩纪晚期的棘鼻龙，而这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在当时世界古生物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彼时，杨钟健先生的考古大本营设在了青岛，而在三个多月的发掘过程中，他经常奔波在青岛与莱阳之间，许多研究工作也都是在青岛完成的，甚至发掘后的展览也安排在了青岛。此外，青岛乃是山东大学的所在地，而念及周明镇教授等人首次发现恐龙化石的功绩，杨先生最终决定将这只棘鼻恐龙命名为青岛龙，乃至于它真正的故乡——莱阳，反倒屈居于后了。 尽管如此，莱阳作为“中国恐龙之乡”的地位却不可动摇。1958年，北京自然博物馆考古人员在莱阳的恐龙峡谷内又发现一副完整的棘鼻青岛龙骨架。此后，随着古生物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恐龙化石从莱阳的峡谷里“浮现”人间：体形娇小的红土崖小肿头龙、一口尖牙的破碎金刚口龙、身披鳞甲的似格氏绘龙……而我在这一段白垩纪博物馆的参观之旅中，感受到的却是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以及生命的厚重与渺小。

周明镇馆长还长期担任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及兼任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名誉馆长。他为我国自然博物馆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自然博物馆及内蒙古博物馆等馆的规划及各项专门工作都提出了独特意见建议。周明镇馆长一直热心关怀支持《大自然》杂志的出版工作，通过这个窗口向中国的读者们介绍和传播他所了解的世界自然博物馆。 最重要的一篇，是1980年周明镇馆长与裴文中、徐仁和郑作新院士（四人先后均担任过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联署发表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势在必建》一文（《大自然》1980年第2期），文章表达了当时最顶尖科学家对发展壮大我国自然博物馆事业的迫切期望。四十年过去，斯人已逝，早日实现诸位前馆长的愿望已成为今天北京自然博物馆人为之努力的明确方向。

周明镇先生一生发表学术论著190余篇（部），主持编译专业论著4部，被称为“在中国古生物学界是继杨老后鲜有的全面专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是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中国兽类学会等学术团体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和理事长，也是《古脊椎动物学报》主编。他还担任诸多国际和国外学术机构的名誉或荣誉成员,是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少数几个国外荣誉会员之一,并长期担任国际古生物学会副主席。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一次，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次和二等奖一次，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全国科技大会奖多次。1993年，周明镇先生获得有“古脊椎动物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罗美尔—辛普森（Romer-Simpson）奖章，是亚洲及中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虽然周明镇先生的科研和学术领导工作相当繁重，但仍非常重视民众的科学普及工作。他一生撰写发表大量的科普文章和出版物，包括《化石的知识》、《脊椎动物进化史》、《我国的古动物》、《生物史——动物的发展与人类的起源》、《脊椎动物进化史》等著作。 早在美国留学时期，周明镇先生就对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非常熟悉。他有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夜间通行证和“万能钥匙”，随时可以进入博物馆观看和研究标本。也许是由于所学的专业和经历，因此他很早就对博物馆有较强的喜爱。 对于博物馆的的价值与作用周明镇先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他一直用极大精力与热情帮助和支持中国自然博物馆的发展。其恩师杨锺健担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首任馆长期间，就经常与他讨论我国，特别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问题及其远景规划。 1983年周明镇先生任北京自然博物馆第三任馆长。他特别强调博物馆在传播科学知识等方面的作用。他多方与国外的兄弟馆打通关系，促进人员的交流与互访。他还特别注意博物馆内的人员结构，重视博物馆培养及引进有业务专长的骨干人才。他要求用现代化的设备改进博物馆陈列与展览的形式，注意做好包括科普读物的出版工作工作。

翻开《周明镇科学文集》，其中收录了先生141篇专门研究文章，涉及中国始新世和古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研究、中国象化石的研究、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及环境变化的研究、中生代哺乳动物研究，以及爬行类、恐龙蛋、鸟类和石器研究也有所涉猎。但其突出贡献在古近纪尤其是古新世的研究。 研究过程中周明镇及其团队发现，我国以及亚洲北部古新世哺乳动物群的主要特点是以犭亚兽类、阶齿兽科等亚洲特有的动物占绝对优势，说明亚洲北部在古新世时是与北美、欧洲相隔离的。他领导开展了历时十年的华南红层考察，发现数以百计具有亚洲特色的古新世哺乳动物化石，改写了对早期哺乳动物的认识和记录。 另一重点研究领域是始新世古哺乳动物学方面。从五十年代开始周明镇先生先后研究河南、内蒙古、云南等多地的始新世化石，对中国始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组成、属种特征、系统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记述。尤其在象的研究方面，从1957年开始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对我国南、北方出土的16属59种象化石进行了系统描述并出版总结性专著《中国的象化石》，时至今日这本专著仍是国内外专家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 在中生代哺乳动物研究方面，尽管当时的化石材料非常有限，周明镇先生仍进行了细致研究，对1990年之前我国除云南禄丰之外发现的所有中生代哺乳动物化石做了描述。在第四纪研究方面，周明镇先生特别关注与人类共生的哺乳动物群的研究，对相关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哺乳动物演化与古气候变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另外，“将来成为一个以古脊椎动物为基础，兼通地质和生物进化论的理论古生物学家”是周明镇先生年轻时候的理想，许多年后他终于付诸实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分支系统学出现，凭着敏锐的“学术嗅觉”他立刻组织编译了《分支系统译文集》一书，成为把这一学派完整介绍到国内的第一人，大大缩短了中国古生物学者与世界同行间的理论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