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钟山干，都是穷光蛋。都是穷光蛋，还要拼命干”。“跟着钟山干，年年有改善”。“跟着钟山干，人人是好汉”，还要“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很多人都知道这几句话是来自中国工程院院士、红旗七号导弹总设计师钟山院士，但他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吗？那就来听听钟山院士亲自讲一讲吧。

“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航天精神都应该成为一生奉行的准则。”9月22日，在成都石室中学第三季“院士面对面”活动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山这样说。 虽然已经90岁高龄，但钟山院士依然精神抖擞，中气十足。作为石室中学的校友，他分享了当年的求学经历、研制导弹的故事，并分享了航天精神与传承。 “当时，我们研发导弹的主阵地位于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风沙大的时候，一碗饭里有半碗沙子。昼夜温差极大，正午地面温度达50度以上，夜里的气温却只有几度。有一句顺口溜叫‘旱穿棉袄午披纱，围着火炉啃西瓜’可谓非常形象。”钟山院士回忆，在研制的8年中，加班到深夜是常态。“如果按照8小时折合一个工作日，那么在这8年中，大家的加班时间可以折合两年，相当干了10年的工作。用生命和健康赢得了两年的研制时间。” 他还提到了他的一件“战衣”，是一件双排扣灰色风衣。“每次试验成功后，我都会在这件风衣上留下一颗五角星。这么多年来，这件衣服见证了无数次成功试验，每一颗五角星都代表着我和战友们心血。” “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与航天精神密不可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样的航天精神从那个特殊年代开始形成，并且被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发扬光大，到了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会上，钟山院士建议，航天精神应该成为同学们奉行一生的准则。小到螺丝钉，大到宇宙飞船和火箭，都与航天精神息息相关。

钟山院士同事马翰秋：“当年我们研制“红旗七号”的那个年代，有句俗话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们队伍里流行一句话“跟着钟山干，都是穷光蛋；就是穷光蛋，也要拼命干。” 钟山，1931年生于成都。我国防空导弹专家、低空防空导弹武器的开拓者和技术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先后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衔研制的武器已装备于我国陆、海、空三军，其中两种武器参加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 先生名言：人只要有一股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他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无往不胜的。 “没有空防就没有国防，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的强大。中国要强大，的的确确要提高我们的防空技术。” 2017年7月30日上午,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一场气势磅礴的沙场阅兵庆祝建军90周年。已经86岁高龄的钟山院士早早守候在电视机旁。 现在看到的，就是由刘明豹少将领队的地空导弹方队。地空导弹方队，由红旗-9B和红旗-22两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组成。 看着新一代地空导弹亮相接受检阅，钟山难掩内心的激动，也不禁回望自己与导弹相伴的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8岁的钟山从重庆大学数学系弃笔从戎，投身解放军， 1958年3月，以优等生身份毕业的钟山被选调到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工作，从此开始了毕生从事的导弹事业，并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入地空导弹。 “应该说我们搞防空导弹是从无到有，原来什么都没有，是零啊！1958年到1962年，这几年国家也很困难，吃饭还吃不饱。那时候我们就是拼了命，白天搞试验，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能够把导弹搞上天，那是唯一的想法。” 按照“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的思路，钟山所在的团队在1964年成功生产出以仿制苏联“萨姆-2”导弹为主的“红旗-1”导弹，两年多后又自行研制出了“红旗-2”导弹。就是这些“红旗”系列导弹，在1965到1967年间，多次将侵犯我领空、不可一世的美国新型U-2高空侦察机成功击落，成就了一段至今仍被军迷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 时光流转，这些战利品在博物馆里显得弥足珍贵，身上的累累弹痕忠实地记录着发生在高空中的那场持久的对抗…… 从1968年起，国民党空军被迫停止派遣U-2高空侦察机进入大陆纵深活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承诺停止一切在中国大陆的侦察飞行。 “红旗-2，它的特点就是比“红旗-1”高度更高、距离更远，更主要的是抗干扰，特别针对这个U-2飞机，打得很准。所以9月份上去，“红旗-2”命中了第五架U-2飞机。大家一看，那样的高度命中并打下U-2飞机，还没有实际当中遇到过的，就再也不敢来了。” 1980年，一个艰巨而紧迫的天字号任务交给了二院——研制“红旗-7”导弹武器系统。“红旗-7”被看作是我国填补空白的第二代武器系统，钟山被任命为该系统的总设计师。 “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研制低空、超低空的导弹，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快地完成这个防空导弹，这是为国家、为国防，越快越好。” “红旗-7”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武器系统，仅全系统的电子元器件数量就多达5万多件。为实现国产化，钟山带领团队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荒漠中动辄几个月的靶场试验，一干就是8年。 1988年春天，钟山率领试验大军深入西北大漠，准备进行“红旗-7”的定型试验。但天有不测风雨，当试验进入30分钟准备时，忽然刮起六级大风，遮天蔽日的飞沙走石让所有人心里都打起了鼓——“红旗-7”能否经受住考验，试验是否按计划进行？ “5、4、3、2、1，还是决定要发射出去，最后在黄昏之中一剑命中，直接打到机动靶机，说明导弹的确有机动能力。这一打落，首长亲自到会上说，你们这个试验队，在六级大风中能打中，的确是过硬的。” 每次试验对钟山和他的团队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一次，“红旗-7”要进行双目标的拦击试验，但一号靶机到达预定空域后，二号靶机却没有出现。在一号靶机即将燃料耗尽的最后两分钟，二号靶机终于进入空域。随着两发导弹相继飞出，两架靶机几乎同时坠落。“双靶开花”的情形让钟山至今难忘。 “真是高兴，一辈子都忘不了。所以我说“姊妹相继腾云天，各奔东西自觅伴。瑶池同开花两朵，霞光异彩照宇寰。” 几十年的防空导弹事业，让钟山有了一肚子惊险刺激的故事和人生感悟。如今，他经常带着这些故事和感悟走进校园。他说，要把这些分享给年轻人，也让更多的人投身国家的科技事业。

10月1日的盛大阅兵仪式让人心潮澎湃，在广场上亮相的导弹武器装备是守卫和平、守护国家安全的国之重器，凝结了科研设计人员的无数智慧和心血。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近阅兵装备的缔造者了解钟山院士的初心故事。 钟山，我国红旗七号导弹的总设计师，现任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二院研究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80年代，他曾主导了我国第二代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他的故事，要从一件风衣说起。 “穿上这件风衣，就一定能成功” 在北京西郊的一间办公室里，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山，拿出了一件“身经百弹”的“成功服”。这件看似普通的风衣，凝结了钟山老人职业生涯中最珍贵的回忆：衣襟上是他亲手描绘的五角星，每一次导弹打中了，他就会画上一颗五角星。 钟山院士：“我有一件米白色风衣，1982年开始穿的，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微波试验工作服，有一点屏蔽功能，因为见证了很多次不同凡响的试验打靶经历，大家就给它起了个外号叫“成功服”。每一次试验前，我都穿着这件风衣到各个系统、各个战车上做最后检查，直到下达发射命令。每一次试验成功后，我都会在风衣上留下一颗五角星。所以大家说，只要看见我穿上这件风衣，就知道一定能成功。” 弃笔从戎，“就算穷光蛋，也要拼命干” 时光回溯到70年前，18岁的钟山从重庆大学数学系弃笔从戎，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那时候，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一穷二白，但就是在建国初期落后的工业基础上，中国导弹的研制依旧在艰难中起步。 1958年，以军事院校优等生身份毕业的钟山，被选调到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工作，开始了研制导弹的人生历程。 1957年年底，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神秘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了102名苏联专家，还有一份苏联“送给”中国的厚礼——两发近程地地导弹。中国导弹的研发就这样从仿制起步开始了最初的摸索，钟山和其他学员一起，如饥似渴地进行着学习。 1960年11月5日，中国航天人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地对地战略导弹“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一飞冲天，在飞行了7分37秒之后，准确击中了554公里外的目标，这个纪录，比它所仿制的导弹还要远。 随后，“东风二号”连续三发都取得了成功，东风二号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从此真正拥有了可以远程打击的导弹盾牌。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以“东风”命名的导弹，组成了我国近程、中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完整序列，为共和国构筑起了一套坚强的安全屏障。 “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就是我们这一辈子，要搞好我们的导弹，日以继夜的，所以说一不为名，二不为利。” 按照“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的思路，钟山所在的团队在1964年成功生产出以仿制苏联导弹为主的“红旗-1”防空导弹，两年多后又自行研制出了“红旗-2”防空导弹。就是这些“红旗”系列导弹，在1965年到1967年间，多次将侵犯我领空的高空侦察机成功击落，成就了一段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 1980年，钟山和同事们又一次接到一个艰巨而紧迫的任务，研制“红旗-7”导弹，“红旗-7”当时被看作是我国填补空白的第二代防空导弹，钟山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该系统导弹的总设计师。 “红旗-7”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武器系统，仅全系统的电子元器件数量就多达数万件。为实现国产化，钟山带领团队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荒漠中动辄几个月的靶场试验，一干就是8年。 钟山院士：“跟着钟山干，都成穷光蛋，就算穷光蛋，也要拼命干。因为那时候说做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就算不如卖茶叶蛋，我都要坚决干，因为日以继夜，天字第一号，要完成从身心到这一辈子想干的事情。” 1988年，钟山率领团队终于在西北大漠完成了“红旗-7”的一系列研制实验。怀揣着成功后的喜悦，钟山写下了这样饱含激情的浪漫诗句：“超低靶快地连天，影伴头摇众心悬，骄子不负万夫愿，洞穿长空超精尖。” “总的来说，航天事业能够成功应该归结为一个道路，一个精神。道路就是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精神即航天精神，爱国、永不服输、无私奉献。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体现出了一股精气神，这种精神力量，是航天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根基。”钟山说。

“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航天精神都应该成为一生奉行的准则。” ——钟山 “导弹技术是一个国家科技强军水平的最高体现！没有导弹就没有国家安全。”抱定初心，我国著名防空导弹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山用60余年的党龄书写了一位航天人的传奇。 1949年，18岁的钟山从重庆大学数学系弃笔从戎。4年后，他光荣地成为共产党员。1958年3月，成绩优异的钟山被选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 工作，开始了他毕生从事的导弹事业。 2017年9月29日，钟山院士在青少年走进工程院活动中讲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钟山是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研制的主要技术骨干，最先倡导和研制出主动式末制导雷达，完成样机试验，当时属国内领先。 “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按照这样的思路，1964年，钟山的技术团队成功生产出“红旗-1”导弹。两年后，他们又自行研制出“红旗-2”导弹。正是以上的“红旗”系列导弹，在1965—1967年间，多次将侵犯我国领空的美国新型U-2高空侦察机击落，这至今仍是我国军事史上的传奇故事。 1980年，研制“红旗-7”导弹武器系统的重任落到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二研究院的肩上。“红旗-7”被看作填补我国低空防御空白的第二代武器系统，钟山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面对这个艰巨又紧迫的任务，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技术团队突破了初制导、制导精度和引战配合等关键技术，既快又省，较好地完成了研制定型，独立回路遥测弹飞行试验、闭合回路遥测弹飞行试验、战斗遥测弹飞行试验和全武器系统设计定型飞行试验4个大型飞行试验一次成功。在定型试验中，“红旗-7”实现了国内四个首次，即首次创造了超低空、双靶、五弹中五靶的记录，首次通过武器系统全面的战术性能使用试验。1992年，“红旗-7”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88年，钟山再次出任 “海红旗-7”导弹总设计师。经他倡议、决策和参与，“海红旗-7”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圆满完成重要试验，为我军引进装备的顺利验收作出重要贡献，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飞獴-80”“飞獴-90”……多年来，他主持研制的武器系统已装备我国陆、海、空三军，指挥、决策发射导弹上百发，编写各类资料、技术报告百篇以上，培养了一支优秀的设计师队伍，为我国国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8年，钟山以70多岁的高龄出任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场馆安保科技、指挥控制系统设计项目总设计师。他与团队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奥运安保科技系统C4I3SRT，荣获了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10年，钟山因突发脑梗住院，后遗症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他硬是凭借过人的毅力，从认字开始，顽强恢复。之后，他积极投身智慧产业，带领科技人员将C4I3SRT安保科技系统与“智慧城市”嫁接，从“平安奥运”迈向“智慧城市”。 几十年的防空导弹事业，让钟山有了一肚子惊险刺激的故事和人生感悟。如今，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还经常带着这些故事走进校园，与青年学子分享。 “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与航天精神密不可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样的航天精神被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发扬光大，到了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在一次演讲中，钟山对年轻人说，“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航天精神都应该成为一生奉行的准则。” 院士小传： 钟山（1931— ），制导系统工程专家，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二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分别作为第一位和第五位完成人，获1992年和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编写各种技术报告110多篇。现为三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195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社会任职： 1981年01月 中国宇航学会无人飞行器学会常务理事、顾问 人物评价： 钟山担任北京奥运会安保科技系统总设计师，为奥运会的平安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北京奥运安保指挥中心的表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评） 钟山是防空导弹专家、低空防空导弹武器的开拓者和技术带头人。（《中国纪检监察报》评）

教育思想： 钟山认为：过去有段时间，大家对专利、论文不重视，实践成果有了，但没有总结成理论；技术有了，但没有申请专利保护，这些都很遗憾。现在强调我们的工作既要有实践结果也要有理论成果，要结合起来，这种重视是应该的，但是把专利和论文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则是片面的。科学的评价体系应该是理论成果能转化成实践结果，由结果反过来确认理论，而且这应该是主要的，不能完全看专利、论文。而且一定要重视创新，要想出一套科学的方法去识别、评价成果中的创新部分。 指导学生： 根据2020年中国工程院网站显示，钟山先后培养博士生10名、博士后1名。

科研综述： 钟山长期工作在国防科研武器研制的第一线，特别是在低空防控导弹武器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是该领域的主要技术带头人。他是担任“导弹武器系统”的总设计师，担任“驱逐舰”副总设计师。 学术论著： 根据2020年中国工程院网站显示，钟山先后编写各种技术报告110多篇。 科研成果奖励： 根据2020年中国工程院网站显示，钟山作为第一位和第五位完成人，获得1992年和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31年1月15日，钟山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1945年09月—1948年07月，就读于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1948年09月—1949年12月，就读于重庆大学数学系。 1949年12月—1953年03月，参加抗美援朝。 1953年03月—1957年09月，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雷达电子专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1953年09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8年03月—1965年05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担任研究室主任。 1965年05月—1980年04月，在七机部二院25所工作，担任所长。 1980年04月—1993年04月，在航空航天部二院工作，担任副院长。 1980年05月，被任命为“红旗-7”地对空导弹总设计师。 1993年04月—1996年01月，在航天工业总公司二院工作。 1996年01月，在航天科工集团二院工作。 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6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安保科技系统总设计师。

钟山（原名钟光祥），1931年1月1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制导系统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迅院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二院研究员。 钟山于1949年从重庆大学数学系弃笔从戎，投身解放军；1953年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1958年毕业后被选调到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工作；1980年被任命为“红旗-7”地对空导弹总设计师 [3] ；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安保科技系统总设计师。 钟山一直从事导弹事业，并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入地空导弹。

何鲁（1894年－1973年），字奎垣，男，四川广安人，中国数学家，曾任暨南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安徽大学校长，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众所周知，何鲁是一位数学家，殊不知他还精通书法。广安市域内文博机构收藏有他的几幅书法作品，虽装裱略有虫蛀，但画心部分保存完好，皆为国家三级文物。其中两幅书法皆用行草书写，书于1936年，赠予刘郁周的。何、刘二人既为广安同乡，也是书法同道。 何鲁，字奎垣，笔名云查，1894年生于广安县城南何家山。幼年家境贫寒，常在堂屋的神灯下读书。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何鲁10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免费入读成都机械学堂，学习三年，毕业后被保送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不久又转入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1912年官费留学法国里昂大学，成为第一个获数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回国后，何鲁先后就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大同大学、中国公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安徽大学、重庆大学，任教授、教务长、校长等职。何鲁还在重庆创办私立载英中学，在广安创办私立储英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何鲁除继续担任重庆大学校长外，还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数学学会理事会理事等职。1956年，何鲁调入北京师范大学，移居北京，直到1973年病逝。何鲁不仅是著名的数学家，同时善书法、诗词，有《何鲁书法集》《何鲁诗词选》传世。

他是第一位将近代西洋数学引入中国的学者，也是中国近代数学奠基人之一。他培养了严济慈、华罗庚、吴有训、钱三强、赵忠尧、吴文俊等物理学家、数学家，桃李遍天下。除了拥有卓越的数学成就，他的诗书造诣也非常高。他就是中国数学泰斗、教育家、书法家、诗人何鲁。 　　除了拥有卓越的数学成就，他的诗

1922年4月27日生于江苏淮阴，籍贯江苏海门。194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曾任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国土资源部地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长期从事早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等研究。20世纪50年代从事铁、铜详勘参与中国前寒武系首次总结和1∶3000000前寒武纪地质图编制。60年代致力于早前寒武纪地质、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和变质岩区工作方法研究。70年代在青海、陕西进行铁、铜矿产调查。80年代在华北地台对深变质岩和重大地质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主编(第二主编)1∶4000000中国变质地质图并参与总结。90年代对早前寒武纪麻粒岩和地层(构造)年代格架进行系统研究。2000年以来对中国北方地球早期陆壳形成与演化及动力学模型和中国西北地区若干重点前寒武区构造－岩石－地层单元的划分对比及年代格架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小组多次发现最古老的陆块。 代表作有《中国早前寒武纪麻粒岩》和《山东沂水杂岩的组成与地质演化》。1988年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8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60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第四室（原前寒武纪地质及变质岩研究室）成员与院领导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冯宁生、冯志爽（副院长）程裕淇（副院长）、习东光（副院长）、王曰伦、谭树田（第四室行政副主任）、沈其韩；第二排左起依次为：王泽九、白云彬、任富根、崔永德、刘长安、陈荣辉、陆宗斌、王喆（室秘书）】。

1922年4月27日生于江苏淮阴，籍贯江苏海门。194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曾任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国土资源部地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长期从事早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等研究。20世纪50年代从事铁、铜详勘参与中国前寒武系首次总结和1∶3000000前寒武纪地质图编制。60年代致力于早前寒武纪地质、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和变质岩区工作方法研究。70年代在青海、陕西进行铁、铜矿产调查。80年代在华北地台对深变质岩和重大地质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主编(第二主编)1∶4000000中国变质地质图并参与总结。90年代对早前寒武纪麻粒岩和地层(构造)年代格架进行系统研究。2000年以来对中国北方地球早期陆壳形成与演化及动力学模型和中国西北地区若干重点前寒武区构造－岩石－地层单元的划分对比及年代格架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小组多次发现最古老的陆块。 代表作有《中国早前寒武纪麻粒岩》和《山东沂水杂岩的组成与地质演化》。1988年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8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图为2011年7月11日，沈其韩（第一排左五）在垣曲参加中条山铜矿资源评价现场研讨会合影。

1922年4月27日生于江苏淮阴，籍贯江苏海门。194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曾任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国土资源部地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长期从事早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等研究。20世纪50年代从事铁、铜详勘参与中国前寒武系首次总结和1∶3000000前寒武纪地质图编制。60年代致力于早前寒武纪地质、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和变质岩区工作方法研究。70年代在青海、陕西进行铁、铜矿产调查。80年代在华北地台对深变质岩和重大地质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主编(第二主编)1∶4000000中国变质地质图并参与总结。90年代对早前寒武纪麻粒岩和地层(构造)年代格架进行系统研究。2000年以来对中国北方地球早期陆壳形成与演化及动力学模型和中国西北地区若干重点前寒武区构造－岩石－地层单元的划分对比及年代格架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小组多次发现最古老的陆块。 代表作有《中国早前寒武纪麻粒岩》和《山东沂水杂岩的组成与地质演化》。1988年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8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图为沈其韩整理收藏的镜下岩石薄片标本照片簿，作为原始资料。

1922年4月27日生于江苏淮阴，籍贯江苏海门。194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曾任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国土资源部地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长期从事早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等研究。20世纪50年代从事铁、铜详勘参与中国前寒武系首次总结和1∶3000000前寒武纪地质图编制。60年代致力于早前寒武纪地质、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和变质岩区工作方法研究。70年代在青海、陕西进行铁、铜矿产调查。80年代在华北地台对深变质岩和重大地质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主编(第二主编)1∶4000000中国变质地质图并参与总结。90年代对早前寒武纪麻粒岩和地层(构造)年代格架进行系统研究。2000年以来对中国北方地球早期陆壳形成与演化及动力学模型和中国西北地区若干重点前寒武区构造－岩石－地层单元的划分对比及年代格架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小组多次发现最古老的陆块。 代表作有《中国早前寒武纪麻粒岩》和《山东沂水杂岩的组成与地质演化》。1988年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8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图为1993年，沈其韩的研究项目“内蒙古中南部太古宙变质岩”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国家科技成果奖，沈其韩为第一完成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变质地质学家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江苏海门人。194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 长期从事早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等研究。50年代从事铁、铜详勘；参与中国前寒武系首次总结和1:300万前寒武纪地质图编制。60年代致力于早前寒武纪地质，同位素年代学和变质岩区方法研究。70年代在青海、陕西进行铁铜矿产调查。80年代在华北地台对深变质岩和重大地质事件进行深入研究，参与主编1/400万中国变质地质图及其总结。90年代对早前寒武纪麻粒岩和地层(构造)年代格架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小组多次发现最古老陆块。 重要学术观点与贡献： 1.认为变质作用的发生、发展和演化，是各种地质作用综合控制的结果，但深部热流在动态条件下的活动起到了主导作用。 2.变质反应不是简单地固相矿物之间的相互反应，含水矿物的脱水熔融以及熔体的参与反应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3.认为前寒武纪至少在新太古代已存在板块，新太古地体是由不同微板块拼贴而成，但与显生宙以后的板块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4.太古宙下地壳主要由20-25%的基性麻粒岩和75-80%的深成紫苏花岗质岩石组成，总化学成分相当于中性成分。 专著: 1.辽宁鞍山樱桃园至眼前山铁矿地质（第二作者） 2.变质岩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工作方法（第二作者） 3.山东新泰雁翎关一带泰山群变质岩系的初步研究（第二作者） 4.山东太古代雁翎关变质火山-沉积岩（第二作者） 5.中国1：400万变质地质图和说明书（第二主编） 6.内蒙古中南部太古宙变质岩（第一作者） 7.华北陆台早前寒武纪重大地质事件（第三作者） 8.中国早前寒武纪麻粒岩（第一作者） 9.Early precambrian Granulites of China（第一作者） 10.中国地层典-太古宇（第一编著） 11.中朝古大陆地质特征及构造演化（第三作者）

2019年1月，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自然资源部项目《中国最古老大陆的时代和演化》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项成果是研究团队三代科学家近30年研究的结晶，获奖团队中就有时年96岁高龄的沈其韩院士。 　　在70多年的地质生涯中，沈其韩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早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和同位素年代学及铁铜矿产等研究中，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年多之前，年逾九旬的沈其韩还坚持每天上午到办公室，翻阅报纸，了解国际国内重大事件，除了矿产新闻外，他格外关心的是土地污染治理和三农问题等。他还请助手把国内外有关寒武纪地质研究的论文打印出来，一篇篇仔细阅读，认真做摘要。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让他在90多岁时依然保持着出色的科研能力，再次摘下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桂冠，彰显着他为国家科技进步而努力奋斗的初心。 　　满腔热情为国找矿 　　1922年4月27日，沈其韩出生于江苏淮阴。1941年秋，在堂兄资助下，19岁的沈其韩经上海转浙西，偷渡日伪封锁线，终于在冬天抵达重庆。沿途祖国美丽的山河、破败的城镇、苦难的民众，给沈其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渴望国家早一点强大起来。 　　1942年夏，沈其韩考入重庆大学地质系。上课时，沈其韩对岩石学非常感兴趣，尤其敬佩教授矿物学的王炳章先生。经过4年学习，沈其韩成为重庆大学那一届地质系仅有的7名毕业生之一。 　　1946年6月，沈其韩考入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岩石学研究室，室主任是著名变质岩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前辈地质学家身上那种严谨的工作态度、扎实的知识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服务大局的工作意识、炽热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沈其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钢铁成为最急需的资源。发展工业，找矿先行，地质工作者们迅速行动了起来。 　　1952年，在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支大型地质勘探队——大冶资源勘探队，后改称为429勘探队。沈其韩作为业务骨干参与组织铁山矿区和领导金山店矿区的后期详勘工作。他们白天到山野测量，夜晚在室内整理资料，很快完成了整个矿区精细的地形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沈其韩没有回过家，日夜都待在山上。1954年3月，勘探队向地质部提交了《湖北大冶铁矿地质勘探报告》，估计总储量高达亿吨以上。 　　从1950年起，从辽宁鞍山铁矿、湖北大冶铁矿到山西中条山铜矿，沈其韩走南闯北，不知疲倦，沉浸在为国家找到矿产资源的巨大喜悦之中。回首当年，年过九旬的沈其韩依然非常激动：“当时地质勘查工作非常辛苦，几乎都是白天黑夜地干，一个地质队、一两千人、三十几台钻机，就想着赶紧找到矿提交报告。一两年时间矿山就建立起来了，让我很有成就感。我当时就想，如果一辈子能够跑十几个地区，帮助建立十个八个矿山，也就很知足了。” 　　二○○六年七月，沈其韩在黑龙江五大连池火烧山北侧考察 　　投身寒武纪地质研究 　　不过，沈其韩为国家建立十个八个矿山的愿望很快就被迫放弃了，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正等待着他。 　　沈其韩在山西找矿劲头十足，这个时候，程裕淇院士向他发出召唤，让他回到地质研究所搞岩石学研究。向来服从工作安排的沈其韩内心有些不情愿：“我觉得找矿挺好的，我就留在山西算了。” 　　让沈其韩改变主意的只有4个字“国家需要”，国家需要他去找矿，他无怨无悔地奔波在湖北、山西各地。现在，国家需要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来搞基础研究，为将来的找矿工作做指导，那么，他也会竭尽全力，绝不辜负国家的期许。 　　变质岩石约占地壳总体积的27.4%，广泛地分布于早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及其以后的各种重要的地质构造单元中，绝大多数本来是见不到的，但是由于后来的构造运动，一些变质岩露出地表，带来深部地壳的各种信息。地质学家通过破解这些变质岩，研究地壳演化的历史。变质岩石学是岩石学的重要分支，但是相关研究一直进展缓慢，直到上个世纪初，变质岩研究才有所突破，而中国的变质岩研究当时还是一片空白。 　　程裕淇院士敏锐地意识到变质岩研究的重要性——除了能够了解早期地壳的演化、通过原岩恢复推断原岩的形成环境和构造背景外，还有助于利用变质岩来找矿。就这样，1956年秋天，沈其韩跟随程裕淇院士开始了长达60年的早前寒武纪地质、同位素年代学和变质岩区工作方法研究。 　　寒武纪是地质划分的一个年代，时间大约是距今5.4亿年至5.1亿年之间。在寒武纪开始后的数百万年时间里，包括现生动物几乎所有类群祖先在内的大量多细胞生物突然出现，这就是令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但凡所有的大爆发，之前一定有一段长期的力量积蓄储备期，地球上所有的矿产资源也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剧烈的构造运动造成地壳抬升，将覆盖在变质岩之上的岩层剥蚀掉，使得变质岩得见天日。因此，沈其韩的研究便以早前寒武纪地层学为对象，试着从古老的变质岩中去推断地球演化的过程，解读地壳深处的信息。 　　在地质学家的眼里，一块看起来很普通的石头，或许比等量的黄金还要珍贵。从热火朝天的地质找矿一线转入到相对冷僻的基础研究领域，沈其韩迅速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开始工作。 　　1991年10月，沈其韩（左一）在北京密云观察变基性岩脉特征 　　博观约取获硕果 　　“我上大学的时候，地球化学根本没有学过，年代学也不知道，都是后来在工作中边做边学起来的。”知不足而后学，沈其韩格外关注新技术新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没有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前寒武纪研究寸步难行。通过向国外专家学习，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测定同位素的仪器设备，使得中国的寒武纪地质研究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奋起直追，不断收获累累科研硕果，逐渐缩小与国际寒武纪地质研究的差距。 　　从1980年开始，沈其韩在地质科学研究上进入盛产期，他在早前寒武纪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研究成果屡次获得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国寒武纪地质研究的突飞猛进也引起了国际地质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相关的研讨会和各种科学合作项目也有条不紊地推进起来。 　　回忆一生的科研事业，沈其韩认为，年轻的时候什么工作都要做一点，现在年轻科技工作者学历很高，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钻研得很深，但是也应该具有战略性的长远的思维，应该做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沈其韩说，他亲自经历了变质岩石学和前寒武纪地质学研究从落后到发展的过程，当前地质科学在飞跃发展，变质岩石学和前寒武纪地质学也应紧随时代的脉搏，不断前进。他勉励年轻地质工作者，紧紧抓住学科发展规律和国家需求，坚定信心，在学科的理论思维和实践应用等方面不断创新前行，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质学家是这颗星球上最智慧的人之一，他们能够从一块岩石标本乃至一粒矿物晶体中看到整个造山带的动力学过程，推测出地球过去46亿年漫长历史中发生的故事，寻找到蕴藏于地球深处的各种丰富的矿产……斗转星移，寒来暑往，沈其韩院士已经在地质科学路上跋涉了70多年，时光把他从一位热血青年雕塑成一位世纪老人，但他对地质科学的热爱和执着追求科学真谛的心却从未改变过，正像这大地上随处可见的一块块岩石，历经风雨，坚韧如初！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沈其韩先生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沈先生长期致力于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地质学和矿产勘查研究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广为业界所赞誉。先生虽已过鲐背之年有六，仍勤于工作，笔耕不缀，亲历亲为指导第二代全国变质地质图的编制，对我国前寒武纪地质、变质作用与地壳演化等方面进行研究总结，不断有诸多重要成果问世，其成就令人敬仰，其精神令人敬佩。 作为学生和同行，我与先生相识和交往多年，得到过先生直接的指导和帮助，先生是我亦师亦友的前辈和同事，他高尚的品格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使我终身受益，是我追随的楷模和榜样。 沈先生在解放初期从事铁、铜矿床的详细勘探，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后长期从事基础研究，在长达70多年的研究中，他是我国变质岩、变质地质学、前寒武纪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和前寒武纪地质学研究领域的一位主帅和领路人，他的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研究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开创性地提出了我国太古宙4个演化阶段的划分方案，成为我国太古宙年代及地层划分的基础。他通过对我国华北克拉通深入系统研究，认为前寒武纪至少在新太古代已存在板块，新太古代地体是由不同微板块拼贴而成。沈先生较早地开展了我国前寒武纪同位素年代学研究，他坚持先搞清野外地质产状和关系，根据岩石性质和研究目的，再通过不同方法进行同位素测年，获得大量早前寒武纪不同类型岩石的同位素年龄，修正和厘定了许多早前寒武纪地质体的地质时代，为早前寒武纪地质演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大大推动了我国这方面的研究。沈先生以动态和演化的观点对变质岩和变质作用进行综合研究，逐步形成了变质作用的发生、发展和演化是各种地质作用综合控制的结果，同时强调深部热流在动态条件下的活动起到了主导作用等学术思想，以此指导了第二代中国变质地质图的编制和变质作用的总结研究。沈先生积极倡导前寒武纪地质的基础研究，也强调前寒武纪是我国重要的成矿期，指导前寒武纪成矿学的研究和实践。特别是近年来，先生更加注重矿产资源的利用问题，为国民生产献计献策。 ▲1977年8月，中国铁矿考察团赴加拿大渥太华地调局考察合影（左3沈其韩，左4加拿大铁矿专家A.Gross，左6为加拿大地调局局长，左5夏宪民，右3姚培慧）。 沈先生为人坦率正直，没有门户之见，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乐见青年人才的成长和地质事业的发展，在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先生治学严谨，学术上一丝不苟，一再强调学术研究一定要夯实基础，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夸，要耐得住寂寞，不要急功近利。先生对青年人关怀备至，言传身教，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这样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所培养的学生，多已成为我国变质岩和前寒武纪地质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先生道德、文章，如高山流水，给后学竖起一座学习和追随的丰碑。 今欣逢先生96华诞，从事地质工作75年，他的学生、同事和同行出版本专辑，表达对先生的无比敬重与感激之情，以及对他高寿和健康的衷心祝贺。本专辑的作者既有沈先生的学生，也有我国从事变质岩石学和前寒武纪地质学研究的同行和青年才俊，内容涉及前寒武纪地质和变质地质学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多篇综述性论文。是沈先生的学生、同事和同行为祝贺先生96华诞和从事地质工作75年做出的一份献礼. 记得80 年代初，英国前寒武纪地质学家文德利(B．F．Windley) 教授访问冀东，在迁西杂岩的考察中，曾在野外讨论过程裕淇先生和沈其韩先生的变质岩命名。文德利教授说，“我给自己起名为麻粒岩(granulite) ，因为麻粒岩年代老，密度大”。在这里我想称沈先生为片麻岩(gneiss) ，片麻岩是大陆地壳的开山之祖，年代最老，质地最坚，胸怀最广，经历最丰，百纳已成河海，百炼已成钢铁，惟先生可以名之。 借序言之词，仅祝沈先生健康长寿，家庭幸福，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