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知道叶元龙这个名字的恐怕不会太多，但我的上一辈文化人，不知道叶元龙的，又恐怕很少。因为他曾担任过战时重庆大学的校长。那时节，他才40出头，锋头正健，敢于任用马寅初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解放后，叶元龙默然无闻。也是因缘时会，1960年我在上海社会历史研究所搞科研的一段时间竟得以和他相识，并还有和他合作的一段经历。时光过得真快，一转眼又快40年，叶先生早已过世，但他的形象还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历久不能抹去。

1960年6月，我在上海师院历史系念大三，系里派我和其他六位同学去历史所合作编写《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那是“大跃进”的年头，人们头脑发热，干什么都凭主观意愿，好像要什么就有什么，连天上的星星都能给摘下来的样子。我们1957届学生，一进校门，就是“鸣放”、“反右”，接着又是”双反”、“交心”，后来又二进工厂，三下农村，每次又都是三星期乃至三个月。正是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好好静下心来念书的时间都没有，那里来的资本去搞什么科学研究。不知是系里的哪一位竟还看上了我，让我也躬逢其盛，来到座落在徐家汇的历史所，和那些名家一起，正儿八经地搞起科研来了。

我和师院的王明枫副教授，历史所的一位青年科研人员刘恢祖一起负责鸦片战争这一段。王先生系里有课，实际是我和恢祖一起搞。12月初，《一八四二年上海抗英战争》的课题搞好后，接着便搞发生在1848年的青浦教案。青浦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教案，我们的系主任魏建猷先生在师院学报上发过一篇文章，大约六、七千字。不过他用的全是中文资料，取自《筹办夷务始末》和上海的地方志。如要有所突破，便要查阅外文资料。所以我们从接题一开始，便向所领导提出，能否到藏书楼（历史所南隔壁）去找这方面的资料。这一找便有了结果，叶元龙先生发现在英国下院蓝皮书中有20多万字的档案。主要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与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尊的来往信函。根据这些档案，教案的整个过程十分清楚，如果结合中文资料，要写一篇万字长文恐怕不会有问题。

当时叶先生在所内任翻译。他原是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8年，上海财经学院和上海政法学院不再招收新生，合并成上海社会科学院，下设语言、历史、经济、法律、国际问题等几个研究所，院长由杨永直（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担任，院部设在原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大学）。叶先生鸣放中走了火，被划为“右”派，教授倣不成了，只好到所里来倣翻译。说起来他也是命途多舛，抗战时因为任用了马寅初惹出了麻烦。马生性鲠直，不畏权势，敢于冒犯炙手可热的孔祥熙，怒斥孔祥熙不算，还不领老蒋的情。蒋一怒之下，囚禁马寅初，叶先生的重庆大学校长也就做下去了。照说叶先生是共产党的朋友，可1957年他还是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如果住在台湾阳明山的那一位草山老人知道这一消息的话，恐怕也会感到蹊跷。

我和叶先生接触的时候他已摘了帽，属于最早摘帽的一批。但摘了帽还是摘帽“右”派，那帽子的阴影始终在他头上笼罩着。叶先生是丁酉年（1897）出生的人，其时正是“耳顺”之年，但看上去怎么也不像刚过60，而像一位古稀老人。阳历12月初，还是初冬季节，他便早早的戴了一顶罗宋帽。留过洋的一般都穿呢大衣，他却一袭长袍，柱一根手杖，步履很是艰难的样子。他是瘦高个子，面色苍白，面庞上又过早的显现了多块老年斑。鼻梁上架一副无框的深度近视眼镜，两眼木然。但从镜片后却透出慈祥的目光，使人感到他的温文而雅，他的善良。就是这么一位老人，如走在街上，人们怎么也不会将他和重庆大学校长的头衔联系起来。

在和叶先生合作前，所党总支书记张有年找我谈了一次话。他给我点明了叶先生的身份：摘帽“右”派。当年的“右”派就仿佛印度的贱民——不可接触者，恐”右”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不讲我也懂得，张有年怕我年轻，太单纯，弄不好会受影响。

其实，叶元龙的大名我在1958年就知道。家里有一本“右”派言论摘编，其中收有上海外语学院教授徐仲年的杂文《乌“昼”啼》，共分五、六个标题，什么“毛毛雨，下个不停”，什么“敬鬼神而远之”，每个题目都有三、四百的一段文字，全文不会超过2000字。《乌“昼”啼》在揭题中提到了叶先生，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和‘乌鸣’的问题。‘凤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党员：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这寓意很清楚，共产党人要有让人说话的雅量，好话要听，坏话也要听。按鸣放的本意是要让人家讲话，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论如何也不能是一花独放或是舆论一律。1957年3、4月份倒也是”不平常的春天”，中国政治舞台确是热闹了一阵。但渐渐地，人们的言词越来越激烈，比如这位《乌“昼”啼》的作者，他就提出，和风细雨——亦即”毛毛雨”下个不停也并非好事，在农村，要烂秧，棉桃不能结铃。何况“清明时节雨纷纷”不是要弄得“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吗？换言之，帮助共产党整风，有时也得要急风骤雨。就是这不到2000字的文章，却使徐仲年在上海滩上出了名。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时，在干部会议上专门点了徐仲年的名，并且以他特有的诙谐幽默，不无戏谑地说，“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于是“乌鸦——徐仲年”的称呼便响开了，如果要论知名度，徐仲年当不在陈仁炳、孙大雨、彭文应、陆诒、徐铸成等上海知名“右”派之下。

如果不是徐仲年的宣传，叶先生的那段话也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有了徐仲年的那篇《乌“昼”啼》，加上领袖的点名，叶先生便为人瞩目，我怀疑叶先生的划为“右”派和徐仲年也不无关系。而徐仲年的将《乌夜啼》（宋词曲牌名的一种）翻作《乌“昼”啼》多少也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意思在内。因为替叶先生不平，我也带了一点抱怨徐仲年的想法，即令我对徐仲年根本说不上了解。

这些都不去说，还是回到1960年的那一段历史。

经过张有年的介绍，我和叶先生接上了头。他和我商定，每天将翻译好的资料第二天上班吋给我。他的进度很慢，每天只能翻译1500字，到3月底，只有3、4万字的译稿。我开始倒不着急，因为在翻看其他资料，如法国人写的《江南传教史》。后来看看不行，因为照此进度，恐怕还得化两个月的时间。那时可能已过5月，我肯定要回师院了。我不能拖下去，我只好请示张有年，张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能否请叶先生口述，我作记录，这样速度会快一点。张赞同我的想法，但要我征求叶先生的意见。其实，叶先生当时任人摆布，他还会有什么想法呢！

就这样，在阳春三月的时候，我的工作场所换到了藏书楼，这家上海近代最早的图书馆，每天和叶先生、马博庵先生、雍家源先生在一起。在藏书楼底层中间门厅处，大约7、8平米的见方，陈放二张桌子和四把椅子，我们三老一少很有规律的勤奋劳作。马先生闲话多一点，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出身，扬州口音很重。雍先生当过伪国大代表，因为跳了”窑子”，失了贞操，所以他从不轻易说话。叶先生闲话很少，偶而说一、两句。因我发现他不戴手表，感到疑惑，问他何故？他说过去也戴手表，而且是金表。有一次从法国回国，在船抵西贡的时候给小偷偷走了，从此便不用表。”这样不是很不方便吗？”他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他所到场所，无论办公室，还是会议室，都有报时工具，不愁不晓得时间，但这是解放前。照他的说法，战前他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战时任重庆大学校长，战后在资源委员会任职。他说资源委员会实际是一个美国援华机构，其成员包括各国专家。名义上叶是主席，但开起会来叶充当翻译。后来我了解到，他曾留美、留英、留法，学的是经济，曾有两部专著问世。拿现在的话来说，喝的洋墨水可说不少。他其实不是行政官僚，而是学者，让他去政府充任官职其实是学非所用。官场上混了好一阵子，我看他是不懂什么权术的。

我们合作得很好。他翻看蓝皮书，几乎不假思索便可口述。我根据其口述，形诸文字，在记了一段之后，我念一遍给他听，看是否有误。他赞我中文程度不错，因为有我作他的助手，每天翻译由原先的1500字变为6000字。他很高兴，话也便多起来。“我也有一个孩子，和你一样年龄，在清华念书。”大约和自己关系不大，没有探听和我一样年龄的孩子读什么专业。更不便进一步打听他的家庭情况，这些在当年都是犯忌的。但有一点我还是忍不住了，“叶先生是怎么会划成‘右’派的？”我知道徐仲年的故事，但我还是想弄清原委。叶先生的回答倒也简单。“我这‘右’派是做诗做出来的。”可见，他还不止用了“凤鸣”和“乌鸣”的比喻，还做了一些诗。诗，特别是旧体诗，都是见仁见智的事。如果不是作者自己作出解释，往往同一首诗，会有十种八种不同的见解。在反“右”那一段，即令作者本意并非如此，如要攻你的话，可随意给你作出解释，然后上纲上线。要之，叶先生也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他当然不会和我讲详情，只是慨叹地说：“在重庆的时候，我和董老他们都是做诗的朋友。”董老，就是董必武，既是同盟会又是共产党的元老，抗战时期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叶先生作为民主人士，和董老他们诗作唱和，这说明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很融洽，想不到57年写诗就写出问题来了。

马先生与雍先生还比较洒脱，一天两遍简化太极拳。叶先生和我看着他们搂手抱拳，一会儿“白鹤亮翅”，一会儿“野马分鬃”，倒也是一道景观。

大约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系里来了通知要我们撤退，这大概是5月中旬，我本来想用一个月时间作文章的计划全部落空。系里的其他人实习都已结束，我们回去干什么？回答说是回去参加考试。读了4年书，除了逻辑这一门有过一次考试，我得了5分外，记忆中好像没有上过考场，说来也有点荒唐。不过这是非常年月，教学秩序被弄得七颠八倒。我只记得基础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