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次年“一·二八”，日军突袭淞沪。川军曾以刘湘、刘文辉为正副总预备军司令长官，率领6个师出川抗战，前锋已达宜昌，因中日签署停战协定而作罢。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川军军事整编委员会会议（以下简称“整军会议”）正在重庆召开。这个整军会议是要将川军部队按照国民党中央的规定进行整编，所有军队编制、经费和军需供应、人事任免等，都统归国民党中央掌管。蒋介石特派军政部长何应钦、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为会议的正副主任，主持会议。当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和邓锡侯、杨森、孙震、唐式遵、刘文辉、潘文华、李家钰、王缵绪等川军将领都参加了会议。“卢沟桥事变”消息传到会上，与会川军将领都主张抗战。会议开不下去了，乃于7月9日匆匆结束。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宣言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这一宣言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

刘湘于7月12日回到成都。这时，成都市的工人、学生、各人民团体和其他各界民众都已采取各种形式声讨日军暴行，声援卢沟桥守军，要求政府坚决抗战。本来，早在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后，蒋介石的势力伸进四川，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矛盾日深。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夏初派张曙时通过老同盟会员傅春吾做刘湘的工作，写了一封长信，向刘宣传日本要灭亡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定要打起来，希望刘湘作抗日民族英雄，反对不抗日的人，并说明蒋介石一贯消灭异己的阴谋手段（详见张曙时的遗稿）。

同年5月下旬，中共华东局又派黄子谷回川，向刘湘和川军各将领宣传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望川军将领和一般社会人士改变对红军的看法。1935年9月，黄子谷第二次回川，专做刘湘的工作，希望刘坚持团结抗日，积极做抗日的准备，对宣传抗日的工作予以扶助等。刘明确表示完全同意。

10月，黄子谷、张曙时等创办《建设晚报》，宣传抗日民主，刘湘每月补助经费四百元。当时，刘湘一方面看到东北沦陷、冀察被侵犯，不仅百姓无家可归，上层军政人物也无立足之地；另一方面，感到抗日民众不可侮，自己不抗日，必遭民众唾弃，还要遭蒋介石算计。所以，他的思想也转到联共抗日上来了。

基于以上认识，又看到全川民众要求抗战的形势，刘湘于7月13日即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电文称：“此次敌方藉故侵犯，目光似非局部，钧座统筹全局，尚祈早决大计……当兹国家生命争最后呼吸之际，无不敌忾同仇。湘虽行能无似，爱国之心，尚不后人……倘蒙驱遣，捐縻奚辞。”

14日，刘又通电全国各省军政负责人，主张全国总动员，共同抗日。电文称：“盖今日之战，为全民族之战……战则犹有生机，不战则亡可立待。自来置阋墙而御外侮，为我国民族数千年遗留之美德，况今强寇压境，其危险性之严重，又超于有史以来之外患，惟须全国上下，同心一德……共赴国难。中华民族今日已到最后关头，唯一生路，只有抗战。最近全国军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民气尤万分激昂，愿作后盾，此实多难兴邦的征兆。……今日之局势，舍抗战外，别无他途。此次入京，首当将此意见，陈诸当道……四川为国家后防，地位重要，不问可知，今后既需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此长期支撑之巨责；除军队可全部动员，开赴前敌外，所有人力物力，无一而不可以贡献国家。个人此次入京，即拟将此意见，剀切陈明，以纾中央之忧而慰国人之望……但今日之川康各军准备，均鲜巩固基础，以言长期抗战，资源开发方面，有待于人才技术之增进甚多。故今后除建议中央协助充实后防外，并希望全国一致认识此点，群策群力，俾得奠此复兴之基，实所大愿。”